《食货志》：太和九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研究者或以其载均田之制为“均田令”文，误。因为其禁止露田植树，“种者以违令论”一条，殊与令体不符。同理，《九朝律考·后魏律考》据当时所定均田制有卖公田者“坐如律”之文，以为“魏以均田入律”，亦颇可议。因为正是《食货志》载均田制公田更相代付，“卖者坐如律”一条，殊非律体。岂有律文而述“犯者坐如律”之理？正如令文决不可能加上一条“不从者以违令论”的赘尾一样；而把均田制各项内容列为律条，于当时法理似亦难通，更何况惩处出卖公田者显非均田制的主要内容。（注：《魏书》载司法处分，凡其事所涉律有正条者径曰“以某某论”；而律有多条者则曰“坐如律”或“论如律”。具体如《食货志》所载太和九年均田制规定露田不得种树，“种者以违令论”，意谓律有违令之条，种者以此条论处；又规定公田更相代付，“卖者坐如律”，亦即律有惩处监守者出卖公产之条若干，卖者视其情节以有关律条论处。两者皆无法证明太和九年均田制是令或律文。）故《食货志》所载太和九年均田制，当时盖仅为“条制”而未入律、令。（注：“条制”在北魏指律、令之外的补充性法规，实即包含了若干事条的制诏，其涵义与“条旨”、“科制”、“格制”、“条格”之类相通。《魏书》中其例不胜枚举。）然其后来当已入令，或称“地令”。《源贺传》附《源怀传》载其世宗景明时巡行北边，奏诸镇将佐所占水田，“请依地令，分给细民，先贫后富”。《通典·食货二·田制下》：“北齐给授田令仍依魏朝。”由于距景明最近一次统一定令即太和十五年议改律、令，故据《源怀传》及《通典》上引文，可推均田制入令即在其时，且其自太和十六年四月班新律、令后，历正始律、令的修订而一直行用了下来。
    《食货志》：太和十年李冲奏立三长制，“高祖从之，于是遣使者行其事”。可见此制在当时实与上年所定均田制相仿，仅以条制行下，既不属统一定令之举，亦不见“著令”、“附令”之文。《高祖纪》载太和十四年十二月，诏“依准丘井之式，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隐口漏丁，即听附实”。其“丘井之式”，显即户籍邻党之制的别称，是当时三长制仍为条制之类而未入令。（注：《高闾传》载太和十一二年：“淮南王他奏依旧断禄。文明太后令召群臣议之。闾表曰：‘……置立邻党，班宣俸禄，事设令行，于今已久。’”或以之为邻党及俸禄之制此前业已入令之证。然当时并无统一修令之举，三长制、俸制如上述是以条制形式宣用的，再考虑三长、俸禄等制皆由文明太后主持筹行之况，此“令”，在法律形式上盖非律、令之“令”，而当是文明太后下旨之“令”，亦即《高闾传》后文载闾奏对“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条之令”云云的“令”。太后听政其旨称“令”，肃宗时灵太后听政时亦一度用之。俱参《皇后传》。）其后来入令，似不得早于太和十五年议改律、令时。《太武五王传·临淮王谭传》附《元孝友传》载其孝静帝时表曰：“令制百家为族党，二十家为闾，五家为比邻。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征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复有蚕食，此之为弊久矣。”其所引“令”以四邻为一闾，已与《食货志》载太和十年定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不同。当系太和十六年或正始元年定令时所改。从其内容及晋至隋唐有关令篇的沿革来判断，其所属之令，盖即《户令》。此令显亦一直在施用，故元孝友言其“为弊久矣”。
    《食货志》又载民调之制与三长制偕行于太和十年，其内容：“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云云，与《通典·食货五·赋税中》载“魏令：每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大同而小异。由《食货志》所载参以《李冲传》，可知民调之制亦当与均田、三长制类，其初仅以条制行下而未入令；由《通典》所载参以《张普惠传》述其肃宗神龟时上疏论及的调制，又可知其亦应于太和十六年或正始元年入令，且一直沿用了下来。至于其是与户籍邻党之令同属一篇，还是像晋以来《户令》与《户调令》、隋唐《户令》与《赋役令》那样分为两篇？据《食货志》载太和十年其内容，有“民年八十以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之”一条，是其当时显然与三长制连为一体，两者很可能属同一份条制所定。而《通典》载“魏令”此条，已作“人（民）年八十以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老病笃贫不能自存者，亦一人不从役”。似其制入令时，内容固稍有改动，且已与户籍邻党之令相分，恐其正当属于《户调令》（《赋役令》）。
    《刑罚志》载世宗永平元年七月，诏尚书检枷杖大小，违制之由，科其罪失。尚书令高肇等奏曰：“……谨案《狱官令》：诸察狱先备五听之理，尽求情之意，又验诸证言，事多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加以拷掠。诸祀□年刑已上枷锁，流、徒以上，增以扭械，迭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枷、高扭、重械，又无用石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缘增加，遂为恒法。进乖五听，退违令文……检杖之大小，鞭之长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轻重，先天成制。臣等参量……从今断狱，皆依令尽听讯之理，量人强弱，加之拷掠，不听非法拷人，兼之拷石。”案晋及南朝，《狱官令》、《鞭杖令》仍为两篇，据此则北魏世宗永平时，《狱官令》已兼括鞭杖之制。《辛雄传》载其肃宗时为三公郎中议狱事曰：“经拷不引，傍无三证，比以狱案既成，因即除削。或有据令复奏者，与夺不同……”这里的“令”，显亦指《狱官令》。二例表明此令正始以来必行无疑。又《狱官令》与律关系尤为密切，揆诸情理，律之施用，自应与《狱官令》相辅翼。《刑罚志》载世宗正始元年诏定律、令云：“议狱定律，有国攸慎，轻重损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宪，刊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于时用，犹之疑舛……”可见虽有所“疑舛”，然高祖太和十六年班新律、令时，必当有《狱官令》一篇；其至正始再定与律并行，遂为高肇、辛雄奏事所引。
    《李冲传》载其太和二十一年奏事曰：“前彭城镇将元拔与穆泰同逆，养子降寿，宜从拔罪。而太尉咸阳王禧等以为：律文养子而为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谨审律意……又令文云：‘诸有封爵，若无亲子，及其身卒，虽有养继，国除不袭。’是为有福不及己，有罪便预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此其所引，显然是关于封爵的现行令文。又《张普惠传》载肃宗时诏访冤屈，普惠疏奏自来爵制乖舛曰：“……又律罪例减，及先帝之缌麻；令给亲恤，止当世之有服。律、令相违，威泽异品……”亦此令之踪迹。案晋及南朝皆有《王公侯令》，隋开皇则有《封爵俸廪令》，从张普惠所述“令给亲恤”的有关内容来看，此“令”既关乎封爵又兼及禄恤，则李冲、张普惠所据之“令”，篇名或近于《封爵俸廪令》。此令之行既可溯至太和二十一年以前，遂可推在太和十六年班新律、令之时，正如定律、令后一直在行用。
    《献文六王传·广陵王羽传》载其太和十八年奏：“外考令文：每岁终州镇列牧守治状，及至再考，随其品第以彰黜陟。去十五年中，在京百僚，尽已经考为三等，此年便是三载。虽外有成令而内令未班，内外考察，理应同等。臣辄推准外考，以定京官治行”。诏曰：“虽内考未宣，绩已久著……论考之事，理在不轻……辄尔轻发，殊为躁也……”由此可断太和十六年班新律、令时，考课之令只宣用了外考部分。《郭祚传》载其世宗延昌时奏曰：“《考察令》：‘公清独著、德绩超伦而无负殿者，为上上；一殿为上中；二殿为上下。累计八殿，品降至九。’未审今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独著，绩行称务而德非超伦，干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用人小劣处官济事并全无负殿之徒，为依何第……”诏曰：“独著、超伦及才备寡咎，皆谓文武兼上上之极言耳。自此以降，犹有八等，随才为次，令文已具。其积负累殿及守平得济，皆含在其中。何容别疑也！”《崔光传》附《崔鸿传》亦载其当时“以考令于体例不通”，建言改之而“世宗不从”。是延昌三年以前，很可能是正始以来，《考察令》无论内考还是外考部分，皆已施用。无非是其在实施过程中尚有滞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