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高凉王孤传》附《元子思传》载其孝庄帝时为御史中尉，论奏尚书应朝名帐须送御史台之制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僚，治书侍御史纠察禁内。’又云：‘中尉出行，车辐前驱，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时经四帝，前后中尉二十许人奉以周旋，未曾暂废，府、寺、台、省，并从此令。”下文又引职令文以证其说。这里子思奏引的“御史令”及“职令”内容似有所叠合，两者关系不详。“御史令”究竟是一个专门规定御史中尉以下职事仪制的令篇，还是指某个令篇中关于御史制度的部分？亦已难考。（注：晋及南朝俱有《三台秘书令》，按汉以来，或以秘书为内台，兰台为外台；或以尚书为中台，谒者为外台，兰台为宪台；要之其“三台”，必当包括御史台（兰台）在内。则子思奏引的“御史令”，亦有可能像广陵王羽奏称《考察令》中的外考部分为“外考令”那样，乃指高祖仿晋设《三台秘书令》中有关御史台的部分。又《职官分纪》卷一四《治书侍御史》、《侍御史》两引郭演《魏职品令》文：“乘舆临朝堂及诸处视事，则治书侍御史协律、令于阶侧以备顾问。”“侍御史无曹别，所主唯参署台内文案，与殿中侍御史昼则分台视事，夜则番直在台。”孙逢吉以之为曹魏掌故，误。考其侍御史“无曹别”及帝临朝堂则治书侍御史“协律、令于阶侧以备顾问”两事，皆非曹魏之制；而侍御史“昼则分台视事，夜则番直在台”，又与《通典·职官六·侍御史》述后魏之制相合。是其应属后魏史实，而内容正可与元子思所引“御史令”文相参。又郭演史传无考，而《隋书·经籍志》录有郭演《职令古今百官注》十卷，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疑郭演为后魏太原郭祚之后。）然其既凿凿言“御史令”时经四帝，府寺台省“并从此令”，已足证有关令篇太和十六年及正始元年以来皆在行用。
    事实上，太和中或正始初业已班行的令并非只有以上这些。《肃宗纪》正光四年七月诏：“……或戴白在朝，未当外任，或停私历纪，甫受考级，如此之徒，虽满七十……方求更叙者，吏部可依令不奏。其有高名俊德，老成髦士，灼然显达，为时所知者，不拘斯例。若才非秀异，见在朝官，依令合解者，可给本官半禄以终其身。”此诏两处提及的“令”，自属内容关于七十致仕的现行令篇。又《张普惠传》载其世宗初为任城王澄安西府录事参军，澄功衷在身，欲于七月七日集会文武北园马射，普惠奏记于澄曰：“……七日之戏，令制无之。”这里又反映了一个包括了节庆假宁类内容的令的存在。又《释老志》载太和十六年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于令。”此诏或下于太和十六年四月班新律、令前，然《释老志》又载肃宗熙平二年灵太后令曰：“年常度僧，依限大州应百人者……”是太和十六年各州度僧尼限额所著之“令”魏末尚行。另《北齐书·文苑·樊逊传》载其孝静帝武定七年被梁州举为秀才，“尚书案旧令：下州三载一举秀才”。这个“旧令”，显即正始以来所行之令而内容关乎举贡者。凡此，虽不知其当时归属何篇，具体定于何时，仍足见太和十六年及正始元年以来所班之令，必不止前述十一篇之数。
    三、太和以来未班之令的两种情况
    从上举十一个令篇的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出太和以来修令班令的三种情况：一是相当一部分令在太和十六年及正始元年以来皆已班行，明确可断者，有官品位序之令（正始以来正名《官品令》）；而《地令》、《户令》、《户调令》（《赋役令》）、《狱官令》、关于御史职事仪制之令（“御史令”）、有关封爵之令，大约亦属此类。二是太和十六年并未修成亦谈不上班行，后来陆续修成而随即行用的，有《职员令》、《品令》。三是有的令太和十六年仅行用了其中一部分，至正始元年后方以完帙施行的，有《考察令》，关于祀堂营构之令（“祀堂令”）或亦应归入此类。
    那么当时有没有不班之令呢？有的，具体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世宗正始以来确有部分令篇修成而不班，《学令》即属此类。《郑羲传》附《郑道昭传》载其正始初为国子祭酒上表：“……臣学陋全经，识蔽篆素，然往年删定律、令，谬预议筵。谨依准前修，寻访旧事，参定《学令》，事讫封呈，自尔及今，未蒙报判。但废学历年，经术淹滞，请《学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选授有依，生徒可准。”诏答：“具卿崇儒敦学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寻班，施行无远，可谓职思其忧，无旷官矣。”道昭又表曰：“窃惟迁鼎中县，年将一纪，缙绅褫业，俎豆阙闻……臣自往年以来，频请《学令》，并置生员，前后累上，未蒙一报。故当以臣识浅滥官，无能有所感悟者也。馆宇既修，生房粗构，博士见员，足可讲习，虽新令未班，请依旧权置国子学生，渐开训业，使播教有章，儒风不坠……至若孔庙既成，释奠告始，揖让之容，请俟令出。”世宗“不报”。案晋及南朝、隋开皇俱有《学令》。北魏前期则因“旧令亡失”而其况难知，然世宗景明年间已有《学令》，事见《景穆十二王传》下《南安王桢传》附《中山王英传》，当即高祖太和十五年以来修成而班行者。（注：传载英为吏部尚书，奏曰：“谨案《学令》：诸州郡学生，三年一校所通经数，因正使列之，然后遣使就郡练考。臣伏惟圣明，崇道显成均之风，蕴义光胶序之美，是以太学之馆久置于下国，四门之教方构于京廛……今外宰京官，铨考向讫，求遣四门博士明通五经者，道别校练，依令黜陟。”诏曰：“学业堕废，为日已久，非一使能劝，比当别敕。”以其前后文与《世宗纪》相参，英奏约上于景明三年。是当时已有《学令》，并为有关行政部门所依准，然其在实施过程中则如上引郑道昭表文所述，往往因高祖迁都以来的有关事态而成具文。）但自太和十七年迁都以来，国学固修造未遑而馆宇多阙，学政尤因军国务繁而“堕废”，这就使《学令》虽班而无从落实。大约主要是由于这种缺乏起码实施条件的原因，到正始元年议定律、令时，《学令》虽已由郑道昭诸人修成封呈，其班行却一直被世宗搁置下来了。又据《世宗纪》载正始四年六月诏“有司准防旧式，置国子、立太学、树小学于四门”；《儒林传》载：“神龟中，将立国学，诏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未及简置，仍复停寝。正光二年，乃释奠于国学，命祭酒崔光讲《孝经》，始置国子生三十六人。”可见北魏后期不仅国学建置磋跎，就连郑道昭所请“虽新令未班，请依旧权置国子学生，渐开训业”的建议，也要近二十年后才被落实。由之可推：正始新《学令》，讫至魏末而未班。
    第二种情况是其令始终修而未成，也就谈不上班行。因为高祖太和十六年四月班新律、令时，就已有若干令篇尚未修成或未修及。如《职员令》、《品令》，便是后来陆续修定而班行的；而有的令则因种种原因，历世宗、肃宗仍修成无期，即有关制度续有所定，亦仅以条制施用，不得以为其令已班之证。
    如关于祭祀之令：前述太和十三年高祖与群臣议祀典，并将禘祫之制及六宗祀制“著令”、“附令”之事，表明当时已开始厘正有关祭祀的令。《礼志一》后文又载太和十六年二月高祖诏：崇圣祀德之制，“比于祀令，已为决之。其孟春应祀者，顷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仍以仲月而飨祀焉。凡在祀令者，其数有五……”案祭祀之令，晋及南朝、隋、唐皆作《祠令》，此处的“祀令”，或为当时的法定令篇名，或仅泛指有关祀制之令。无论如何，从太和十三年“详定朝令，祀为事首”；到《高祖纪》载太和十五年四月“经始明堂，改太庙”，五月“议改律、令”，八月“议肆类上帝禋于六宗之礼……亲定禘祫之礼”，又“议律、令事，仍省杂祀”；再到太和十六年二月诏称圣德之祀已决于“祀令”；足证祭祀制度的厘订，乃是太和十三年以来改革诸仪制的头等大事，且其自太和十五年起已纳入了统一议改律、令的轨道。至于“祀令”的内容，至太和十六年二月似亦完成了相当一部分。那么其是否也已于当年四月初一随其他令一起班行了呢？观《礼志一》载太和十六年十月诏改旧白登宗庙祀制曰：“今授衣之旦，享祭明堂；立冬之始，奉k22l509.jpg太庙。若复致斋白登，便为一月再驾，事成亵渎。回详二理，谓宜省一……”既云“回详二理，谓宜省一”，是此前享祭明堂、奉k22l509.jpg太庙之制应当还是拟议中的东西，而非已班“祀令”的内容。然则“祀令”的修订至此仍在进行。又太和十六年后屡议祀制之事，多可表明“祀令”之修久而未成。如《礼志一》载太和十九年十一月帝幸委粟山议定圆丘，诏曰：“朝集公卿，欲论圆丘之礼……两汉礼有参差，魏晋犹亦不一，我魏氏虽上参三皇，下考叔世近代都祭圆丘之礼，复未考《周官》，为不刊之法令……”又诏：“夕牲之礼，无可依准，近在代都，已立其议……”案圆丘祀天，实与禘祫之制密切相关，皆为祀制之要者。《礼志一》载高祖太和十三年诏定禘祫之制即曰：“……今互取郑、王二义，禘祫并为一名，从王；禘是圆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从郑。”可证。故“祀令”若修成而班行，圆丘祀制必当与禘祫之礼一起于太和十六年四月班新律、令前定讫；而高祖太和十九年十二月仍在议定圆丘，且曰以往所议“非不刊之法令”，又称祀天夕牲之制代都“仅立其议”而仍“无可依准”，显见“祀令”的基本内容此时仍未确定下来。再如《礼志二》载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崩，肃宗即位。三月，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曰：“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应祫祭于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虽入庙，然k22l509.jpg尝时祭，犹别寝室，至于殿祭，宜存古典……谨准古礼及晋魏之议并景明故事，愚谓来秋七月，祫祭应停，宜待三年终乃后禘祫。’”诏曰：“太常援引古今，并有证据，可依请。”作为主管祭祀的太常卿，崔光上言祀世宗宣武皇帝之制，所引据的全无“祀令”关于祫祭先帝的规定，而仅是“古礼”、“晋魏之仪”以及祀高祖孝文皇帝的“景明故事”，由之亦可推太和十六年及正始元年以来“祀令”皆未修成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