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笔者曾发表《旅顺大屠杀真相考》（刊于《东岳论丛》1985年第6期）一文，至今颇觉意有未尽。近年来，有关中外资料多有发现，兹再就几个重要问题试作进一步的考察。
    一、《在龙旗下》是一部“小说体的文学作品”吗？
    1898年，经历了旅顺大屠杀的英国海员艾伦（James Allan）所写的回忆录《在龙旗下》（Under the Dragon Flag）一书，在伦敦出版。不少人对《在龙旗下》所记述之真实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如有论者认为，这“是一篇小说体的文学作品，虽然它在总的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客观实际，但小说终不同于一般的事实记载，把小说中的描写当作史料来运用，反而削弱了揭露日军暴行的效果。”〔1〕有的日本学者也对此抱有同感〔2〕。其实，《在龙旗下》一书，除个别地方因作者记忆不准或表述不够清楚外，其基本内容不仅真实可信，还提供了不少新材料，弥补了前此披露的史料之阙。试看以下数例：
    （一）旅顺有几家剧场，未见有人对此有过记述。《在龙旗下》第3章明确地说旅顺有“两家大剧场”〔3〕，是否可靠呢？根据日本随军记者龟井兹明《甲午战争亲历记》和第二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日清战役国际法论》，旅顺新街有一家叫“集仙茶园”的剧场。日军占领旅顺期间，命剧场天天演出，慰问日军，还以日本红十字会的名义举行过义演〔4〕。事实上，《在龙旗下》所记的另一家剧场也是存在的，那就是旅顺南山岗的“和顺戏园”。11月21日晚日军进入旅顺后，刺死了班主王滨，逼令演员开台演戏，留两名日兵在台上监视。演至深夜，两守兵瞌睡，演员们乘机杀之，从戏院后门逃出〔3〕。此事不见于日方的记述，一则因为和顺戏园此后无戏班为日军演出，二则传扬出去于日本人也不光彩，所以也就无人提及了。
    （二）《在龙旗下》第5章记述作者看到墙上贴着悬赏捉拿倭人的告示，但他不识汉字，通过翻译才知道了大体的内容。他写道：“我忘记了赏银的确切数目。我想活捉一个俘虏赏银50两，对砍头或断臂的赏银较少一些。”〔5〕此事虽不见于一般文献记载，但肯定是真实的。当时在金旅一带，这种告示种类不一，到处张贴。如日谍向野坚一《从军日记》里提到，他进入金州后发现一座庙宇大门上贴有布告：“倭寇奸细，潜入甚多，来往严视，捕拿重赏。”〔5〕龟井兹明还在旅顺发现了龚照屿与清军驻旅诸统领于11月19日发布的一份军令，内中也有“各弁勇临阵杀敌，定当各予重赏”的记载〔4〕。至于规定具体赏格的布告，虽在旅顺尚未发现，但此前毅军的一份文件，却有这样的规定：“如生擒倭人一名者，赏银60两；枪毙一名割取首级者，赏银20两。”〔6〕艾伦说他记不住赏银的确切数目，但说出的赏格却与此大致相同，这说明他确实看到了悬赏捉拿倭人的布告。
    （三）《在龙旗下》第6章写到，日军进入旅顺市街后，一面大肆屠戮无辜平民，一面由第二军司令部通知各将校集合举行祝捷会。并指出这是发生在“四天大屠杀的头一天”〔5〕，即11月21日的事。纽约《世界报》（World）记者克里尔曼（James Creelman）在长篇通讯《旅顺大屠杀》（The Massacre at Port Arthur）中提到过这次祝捷会，但却没有说在什么时间。龟井兹明日记在11月21日只字未提祝捷会的事，却在11月24日详细地记述了当天举行的祝捷宴会〔4〕。是艾伦所记有误还是有两次祝捷会呢？有贺长雄有一段记述有助于弄清这个问题，他写道：“（11月21日）午后4时，据报旅顺口的敌兵营全部都被占领，于是军司令部进入旅顺市街，前行半里即敌人阅兵场。军司令部命各部队将官在此处会合，并各部队将校皆集，庆祝此日之捷，并奏‘君之代’。此时，后方忽然送来急报：敌兵大约2000人沿海岸逃跑，出于我军背后，向金州城及大连湾进袭。因此命第一旅团当夜向金州城增援。时至日暮，阅兵场上一片肃静，将校集会因之解散。”〔7〕据此，日本侵略军确实在旅顺举行了两次祝捷会：11月21日午后这次，因突然发生紧急情况，只能提前中止；11月24日午后这次只是补开而已。艾伦所记的11月21日祝捷会，是确实举行过的。
    类似的事例尚多，不必一一列举。仅据上述诸例可知，《在龙旗下》的作者艾伦必定是曾经亲临其境，否则是不可能写出这些事情来的。
    最为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艾伦书中所记述的有关旅顺大屠杀的内容是否真实？它是否像某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不同于一般的事实记载”，不能“当作史料来运用”？最好的办法是验证一下书中所述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如果认真考查一番的话，便不难发现，艾伦书中的基本内容是经得起检验的。例如：
    （一）记日军刚杀人旅顺市街的情景：“我四周都是仓皇奔跑的难民。此时，我第一次看到日军紧紧追赶逃难的人群，凶狠地用步枪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像恶魔一样刺杀和乱砍那些倒下的人们。”〔5〕许多调查材料也都证实了这一点。如称：“日本军队打进旅顺，……不管男女老幼，见人就杀，看到小孩子就摔死。人们都跑回家挤在一起，日本兵踢开门就杀，一片惨叫声，把人都捅死在地上，全杀光后再到另一家去杀。人倒一地，鲜血横流。”〔8〕日本随军记者龟井兹明也供认，日本兵个个成了杀人狂，只要是中国人必遭杀戮，“无一遗留”，“二团八连的人员，总计230人中，斩刹‘敌兵’15人以上者18名，斩杀30人以上者两名，同时在三团的宿营地也斩杀700余人，由此可知其杀戮之多。”〔4〕
    （二）记旅顺市街路上满是尸体横陈的情景：“日军正在很快遍布全城，击毙他们所遇见的人们。几乎在每条街上走路时都开始踩着死尸，……”“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被血水渗透了，遍地皆是可怕的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较窄的胡同完全被尸体堵塞了。”〔5〕这与许多日本参战者的记述也是一致的。如龟井兹明说“路上尸骨堆积如山，血流成河”；洼田仲藏说“看到旅顺市内的人皆屠杀，因此道路上满是死人，行走很不方便”；有贺长雄说“天后宫道路两侧民屋连列，户内户外尽是尸体，路上也是尸体横陈，非踏越尸体实难通过。……东街、中街、西街三条街道，也都堆满了尸体”。相互比照，即可知艾伦所述是完全真实的。
    （三）记日军将中国平民反绑成一串然后杀害的情景：“一路上成堆的尸体和杀戮的景象不断出现。在某个地方，我看到大约10名或12名日军和许多被他们反缚在一起的不幸的人们。日军对他们发射一排排子弹，并按照通常的那种可怕的方式，着手肢解他们的尸体。不管是男人、妇女或儿童，没有一个能够幸免。”〔5〕有贺长雄承认，他“看见有少数日本士兵用绳子把中国人三三五五地绑在一起拉往郊外，也就是说拉出去杀死”〔7〕。中国目击者也说，看到“日本兵把抓到的许多人用绳子背手绑着，十几个人连成一串，拉到水泡子边上，用刀砍……”〔9〕。可见当时在旅顺，日军将中国平民成串地绑起来屠杀是普遍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连陆奥宗光也不得不承认存在此类暴行的原因所在。
    （四）记日军在湖边屠杀中国平民的情景：“我看见了一大片水。我立即认出这是船坞后面的一个水位很浅的水浅水湖。……该湖被许多日军包围，日军把大批难民驱入水中，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开枪射击，并用刺刀把那些力图挣扎逃出湖面的难民赶回湖水中去。湖面上漂浮着死尸，湖水被血染红了。……难民中间有很多妇女。我看到一个抱着小孩子的妇女，当她拼命挣扎着向前的时候，向日军举着那个小孩子，似乎是向他们哀求。她到达湖边时，一个鬼子用刺刀把她捅穿，她倒下后，鬼子又刺了一刀，将这个约两周岁的孩子刺穿了，并把小尸体高举起来。……新的一批批受害者继续被赶到湖水中……”〔5〕艾伦所说的“湖”，当地居民俗称“水泡子”。据一位目击此次屠杀的老人称：“我看到日本兵把中国人抓住，用一根绳子绑着胳臂连成一大串，被绑着的人有的被割去了耳朵，有的被割掉了手。日军把这些人赶到大医院前面的大水泡子上，用刺刀挑死，或用枪打死。他们拿中国人当活靶子打，打死后推入大水泡子里，整个大水泡子变成了一片血海。……在大坞后面大水泡子里也是一片血海。”〔9〕二者恰好相互印证，说明他们说的都是一回事，只是两个人观察的注意点有所不同罢了。当时在旅的日本人肯定有许多人目睹了这样的野蛮暴行，不过都不愿记下来，只见到有贺长雄轻描淡写地提到一句船坞西面“水中有许多尸体”〔7〕，含蓄地承认了这起残暴屠杀罪行。
    （五）记日军屠杀躲在一家钱庄里的难民的悲惨情景：“这个房间可能曾经是一家银行或钱庄，……地板上布满了混杂在一起的男人、妇女和孩子的尸体。他们是到那里来避难的难民，却被残酷杀害了。尸体的头都被割掉了，血淋淋的头颅挂在柜台隔板上的长排大钉上。……一个才几个月的婴儿被钉在下面的柜台上，有根锋利的铁扦刺穿他那小小的尸体。”〔5〕再看当年一位参加抬尸者的回忆：“日本人用刺刀逼着我们去抬尸体，把分散在各地的尸体都送往旅顺。我们到旅顺一看，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地倒着尸体，有的掉了头，有的被大开膛，肠子流在外面一大堆，血喷的满墙都是。日本兵烧杀之外还奸淫妇女，有的妇女被奸后杀害。……当我们收尸到一家钱庄时，看到柜台上的木栅栏上面插着好几个人头，一个小孩子被钉在墙上，真是惨不忍睹。”〔10〕这真是想不到的巧合，这位抬尸者竟同艾伦都记下了发生在这家钱庄里的人间惨剧，可见其印象之深刻了。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艾伦在回忆录中可能有夸大个人的成份或记述不够准确之处，但其基本内容还是符合历史事实，是真实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