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期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课题。这个时期既是秦汉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为宽松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宗教史上极其重要的变革时期。思想的自由开放、宗教的多元发展成为其时主要的时代特征。
    宗教与思想的发展当然有其内在的规律，但能否获得一个较为优越的发展空间，亦对其有相当的制约。在古代中国，政教力量极不平衡，王权对于教权的优势乃是绝对的。因此，意识形态的或宗教的发展不能脱离帝国政治的轨道，帝国的意识形态政策，尤其是君主的态度对思想的发展和宗教的传布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南朝时期，自宋文帝元嘉中首立玄学为官学，与儒学、文学、史学并列为四科之一，由此玄风复炽。至梁武父子，其势更盛。《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以致朝野上下，乃至佛徒道士亦争相趋之。至于君臣好佛、崇佛之事更是史不绝书。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武帝萧衍、简文帝萧纲等皆以崇佛著称。以致唐初君臣论齐梁事，常以佞佛为亡国之由，而后世史家、政治家亦每称引其说，以为帝国政治之鉴。
    南朝时期之思想多元化已是不争的史实，而南朝君主好佛崇佛亦久为人知。如何理解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有关南朝君主与佛教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已另文论之[①]，这里不再赘述。本文所要辩明的是，南朝时期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信仰多元化、思想自由化的历史时期，其时流行的或君主好尚的非唯佛玄，亦有儒学道教乃至鬼神方术。只有把握南朝思想文化的这一基本特点，才能正确理解南朝时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
    一
    论者常以佛学盛兴为南朝一大景观，有人甚至目之为"佛学昌盛时代"。这种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也不够全面。实际上，自汉魏之际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急剧变动以来，统治两汉的儒家经学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而受到强烈冲击。中央帝国的解体削弱了王朝的控制力，政治的分裂与利益的多元化打破了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思想界逐渐摆脱两汉以来与政治一统相应的思想一统所造成的沉闷局面，而转向一个相对宽松多元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对儒释道三教来说都至关重要，它既推动了佛教道教的自我革新，亦检验了饱受冲击的儒家思想的生命力与适应力。在多元化的时代精神感召之下，南朝君主大都采取了与之相应的三教平衡的政策，从而不仅推动了学术、信仰的自由发展，亦为政教关系的稳定提供了基本的保证。其时不仅佛学昌盛，道教流行，儒教亦走向复兴。
    两晋时期玄学流行，佛法昌盛，儒学在玄、佛冲击下，陷于消沉。史称："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其时士风讹荡，朝纲不振，难得专心经术，人人潜心玄理，以致"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②]
    但佛学既非中土传统，亦无政治哲学，虽能以其教化有辅治道，却于治世终无直接助益。而玄学的流行则使疏狂放逸之风盛行一时。朝纲不振，礼坏乐崩，直接影响到王朝的权威。南朝各代有鉴于此，皆欲整顿风气，重理治纲，故于儒学极力提倡。宋武帝即位不久，即以"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弘风训世，莫尚于此。发蒙启滞，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学艺，修建庠序"为由，诏令"选备儒官，弘振国学，主者考详旧典，以时施行"。[③]这一举措虽因其时战事未息、"频遘屯夷"而未果施行，但王朝复兴儒学的倾向已见端倪。元嘉时期，史称"治世"，宋文帝雅重文治，思弘儒术，不仅重申武帝诏旨，下令兴学，于元嘉十五年于北郊首立儒学馆，命儒士雷次宗居之讲学[④]，而且以孔子"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诏令修营祠庙，四时飨祀，并蠲其墓侧五户课役以供洒扫。[⑤]孝武帝孝建元年，亦以孔子"体天降德，维周兴汉，经纬三极，冠冕百王"，诏令"开建庙制，同诸侯之礼，详择爽垲，厚给祭秩"。[⑥]可见刘宋一代，崇儒兴学，渐成风气。
    齐高帝少为诸生，曾于鸡笼山受业于雷次宗，治《礼》及《左氏春秋》。禅宋后，以礼乐政教，王朝所系，端赖于"胶序之典"，而诏令建立庠序，"精选儒官，广延国胄"。[⑦]齐武帝承其父风，亦尊孔兴学，敦崇教化。[⑧]其时王俭为辅，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胃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⑨]
    梁武父子最称崇佛，然于南朝儒学复兴，亦居功至伟。宋、齐二代虽鉴于两晋之弊而崇儒兴学，但"时或开置，劝课未博"。梁武帝禅齐后，"思弘治纲，每敦儒术"。天监四年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以平原明山宾、吴郡陆琏、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瑒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不仅给其饩廪，更许以官吏（"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在其利诱下，"怀经负笈者云会矣"。同时还选派儒生到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并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天监七年，又诏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学受业"。[⑩]可见，在梁武帝宣布"舍道奉佛"（天监三年）后不久，全国性的儒学教育体系就自上而下建立起来了。在这种法定化的国家教育体制下，南朝儒学的复兴达到高潮。梁简文帝亦笃爱经史，曾于玄圃述武帝所制五经讲疏，"听者倾朝野"。后遭侯景之乱，"虽在蒙尘，尚引诸儒论道说义，披寻坟史，未尝暂释"。（11）梁元帝为荆州刺史时，即起州学，建孔庙，置儒林参军一人、劝学从事二人、生三十人，加廪饩。并画孔子像，为之赞。（12）梁敬帝亦于太平二年正月诏求鲁国孔氏族为奉圣侯，并修缮祠庙，供备祀典。（13）在梁代诸帝的积极倡导下，儒学之盛，"自魏以降，未或有焉"。（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