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南朝时期讲论佛法同讲论儒玄一样，既是清谈的一个主要内容，也是论者炫耀其博学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个成为时代风气的社会时髦，无论君主臣民、在俗在道，都是很难避免的。因此，正如佛徒讲习儒经道书，不能谓其信仰儒、道，同样，君主士夫之讲习佛法，亦不能简单地目之为崇佛侫佛；即使确有崇奉者，亦不能简单地视其为单一的信仰选择。如果我们理解了其时的社会风尚与思想背景，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应当看到，在南朝君主与士夫的心目中，儒、释、道、玄之兼容性已渐成共识，而各种宗教信仰的多元并存亦属自然之理。正是这种开放性的时代风气和多元化的意识形态政策，既有助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亦有利于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各种宗教信仰和思想学术由此获得了较为可靠的生长环境，而南朝政教关系亦由此得以相对稳定地发展。应当承认，这是秦汉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极为少有的宽松而活跃的历史时期。
    注释：
    ①参见拙文《南朝君主与佛教》，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②⑦⑧⑨（28）（50）（60）《南齐书》卷三九"史臣曰"、卷一高帝纪、卷三武帝纪、卷三九"史臣曰"、卷七东昏侯纪、卷六明帝纪、卷七东昏侯纪
    ③⑤⑥（44）（45）（46）（57）（59）（65）《宋书》卷三武帝纪下、卷五文帝纪、卷六孝武帝纪、卷九九元凶邵传、卷七前废帝纪、卷八明帝纪、卷一六礼志、卷九九元凶邵传、卷九七天竺传
    ④⑩（11）（12）（13）（15）（19）（29）（30）（33）（38）（47）（48）（49）（51）（52）（56）（62）（63）（67）（68）（69）（70）（72） （74）（75）（80）（84）《南史》卷二宋文帝纪、卷七一儒林传序、卷八梁简文帝纪、卷八梁元帝纪、卷九梁敬帝纪、卷七一儒林传序、卷七一儒林传、卷七五杜京产传附、卷七六邓郁传、卷七六隐逸下、卷八梁元帝纪、卷一二江皇后传、卷四齐高帝纪、卷五齐郁林王纪、卷七梁武帝纪、卷五二昭明太子传、卷九陈武帝纪、卷九陈武帝纪、卷九陈武帝纪、卷七一张讥传、卷七二岑之敬传、卷七一戚衮传、卷七六马枢传、卷四四齐竟陵王传、卷八梁简文帝纪、卷八梁元帝纪、卷七一张讥传、卷七一郑灼传附
    （14）（53）（54）（73）（76）《梁书》卷三武帝纪、卷三武帝纪、卷五元帝纪、卷三武帝纪、卷六敬帝纪
    （16）（17）（18）（88）《陈书》卷三文帝纪、卷三二儒林传、卷六后主纪、卷二四周弘正传
    （20）皮锡瑞《经学历史》，万有文库本，第184页
    （21）（32）（35）《茅山志》卷二○、卷二一、卷二一
    （22）（23）（25）（26）（27）（41）（43）（66）《三洞珠囊》卷一、卷二、卷二、卷一、卷二、卷二、卷二、卷二
    （24）（31）（39）并见《上清道类事相》卷一
    （34）《广弘明集》卷二○
    （36）《太平御览》卷六六六
    （37）（55）（71）（77）（81）《艺文类聚》卷七八、卷七五、卷一四、卷三七、卷三二
    （40）（42）并见《贞观政要》卷六
    （44）卿希泰等《中国道教史》第一卷第55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58）《文献通考》卷九○
    （61）《太平广记》卷二九六
    （64）（78）（79）（82）《高僧传》卷八、卷六、卷七、卷八
    （83）（85）（86）（87）《续僧传》卷一、卷七、卷五、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