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遭侯景之乱，衣冠殄瘁，文明荡尽。陈武帝平定乱离，稳定江左，但因"寇贼未宁，敦奖之方，所未遑也"。（15）陈文帝少时即"留意经史，举动方雅，造次必遵礼"（16），天嘉中置学官，博延生徒。（17）至后主即位，"深宏六艺，广辟四门，是以待诏之徒，争趋金马，稽古之秀，云集石渠"。至德二年，诏修孔庙，以时飨奠。（18）
    君主的倡导，朝廷的奖掖，大大促进了儒学的复兴。其时经学之徒，比比皆是，儒经注疏，层出不穷。既有博通者如刘谳、司马筠、崔灵恩、孔佥、沈峻、陆庆等"博通经术"或"遍习五经"，亦有专精者如何佟之之精于《三礼》、沈文阿之"通《三礼》、《三传》"、孔子祛之"尤明《古文尚书》"、张讥之"通《孝经》、《论语》"、顾越之"深明《毛诗》"……（19）他们撰写了大量的注疏，所注范围包括《诗》、《书》、《易》、《三礼》、《三传》、《孝经》、《论语》，等等，其中尤以礼学为盛。《南史·儒林传》正、附传所收凡29人，其中注明"尤精《三礼》"或"尤明礼学"或撰有《礼》疏者即有20人。《隋书·经籍志》经部礼类所录136部1622卷中，近半为南朝儒者所撰。由于多种原因，南朝儒者撰写的大量经疏，绝大部分未能保存下来，但其开启唐人疏注之功却不可没。正如清人皮锡瑞所说："夫汉学重在明经，唐学重在疏注。当汉学已往，唐学未来，绝续之交，南朝诸儒倡为义疏之学，有功于后世甚大。"（20）
    总之，佛教在南朝的盛行并未影响到儒学的复兴。清儒孔广森在论南北朝经学时即称："北方戎马不能屏视月之儒，南国浮屠不能改经天之义。"皮锡瑞撰《经学历史》，虽对南朝经学"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丽之文"不无微词，然仍以南北朝为"经学分离时代"，以区别于晋代之"经学中衰时代"，可见其亦不敢忽略南朝经学发展之事实。当然，受其时尚玄风气之影响，南朝经学常杂有玄学家言，其"不醇"乃是必然的。但这毋宁正是南朝经学开放性兼容性特点之同义语。它对提升儒学的形上水平亦是一大促进。其实，南朝佛教、道教亦何尝不如是？在一个信仰多元化、思想开放化的时代，"不醇"乃是必然现象，它表明了各种思想信仰的冲突与融合，而这正是其时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
    必须指出，无论佛教、道教，还是玄学，虽能满足某种精神需要，但却既短于政治统治术，亦乏于道德伦理学，而对治世无直接助益，因此皆无法取代儒家思想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从这一角度看，南朝儒学复兴乃是必然的。
    二
    不过，对统治者来说，正如"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能没有儒术，清谈玄言不能没有玄学佛法，讲长生修仙亦不能少了道教，何况道教佛教还都有劝善教化的社会功能。同佛教一样，道教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重要的发展。这一发展同其时佛教演变的方向是一致的，即从民间性宗教向上层化演变。不过较之佛教，道教的这一演变还显示了其从异端性宗教转向正统性宗教的过程。自汉末以来，道教作为异端性民间宗教，一直同社会异端乃至社会反叛运动结合在一起，社会化、政治化的倾向极其明显。从东汉末的太平道到东晋末的五斗米道，但凡大规模的社会反叛总是同民间道教密切相关。至曹操等消灭太平道，招抚五斗米道，刘牢之、刘裕等击败孙恩、卢循，民间道教遭到重创。但也因此而促成了道教非政治化、上层化的演变趋势。这在南方道教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以寇谦之、陆修静为中心的北、南天师道的改革，其核心在于使道教摆脱异端性民间宗教的性质，使其认同于、归附于帝国与王权。随着这一改革的实现和信道者社会身份的变化，道教向上层社会的渗透同佛教一样，在南北朝时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从而改变了其主要的社会基础，甚至出现了一批天师道世家，如吴郡杜氏、会稽孔氏等。至于世家大族、侯王公卿等，奉道者则尤多。沈约在《宋书·自序》中称："初，钱塘人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亦称，齐梁间侯王公卿欲从陶弘景受业者有数百人，其中包括徐勉、江祐、丘迟、范云、江淹、任昉、萧子云、沈约、谢瀹、谢览、谢举等当世名士。陶弘景于梁普通三年所立《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碑》，其碑阴刻有齐梁间二十位"王侯朝士刺史二千石过去见在受经法者"，其中包括齐武帝、齐明帝、齐衡阳王萧筠、始安王萧遥光、闻熹公萧遥欣、建昌侯沈约、忠敬公吕僧珍、梁武帝、梁临川王萧宏、南平王萧伟、侍中谢举、廷尉卿虞权等。（21）《隋书·经籍志》亦称，萧梁时，"朝士受道者众"。
    可见，改革后的道教引起了上层社会的广泛注意。其时不仅文人士夫改变了对道教的歧视和敌意，最高统治者中亦出现了好道乃至奉道者。宋文帝好神仙，曾欲在玄武湖中立方丈等三神山，虽因何尚之等固谏而止，其求仙意愿却昭然若揭。元嘉末，文帝曾召陆修静入内，讲理说法，不舍昼夜，深相敬服。时太后王氏雅爱黄老，亦降母后之尊，执门徒之礼。（22）修静后因太初之难而离去。宋明帝好佛，但更好道，即位后"思弘道教，广求名德"。太始三年，遣使召陆修静进京，"躬自问道，谘求宗极"，并于北郊天印山筑崇虚馆以礼之，"盛兴构造，广延胜侣"。修静乃"大敞法门，深弘典奥"，于是"朝野注意，道俗归心。道教之兴，于斯为甚也"。（23）齐高帝曾在茅山结宇，"松餐涧饮，弥历年数"。禅宋后，"访求道逸"。闻吴郡褚伯玉"妙该术解，深览图秘，采炼纳御，靡不毕为"，乃诏吴、会二郡以礼资迎。伯玉辞以疾，不久即去世。齐高帝追悼之，诏于瀑布山下筑馆，因伯玉好读《太平经》，兼修其道，遂名之曰"太平馆"。（24）东阳孙游岳为南朝著名道士，齐武帝永明三年召之进京，"敕征为兴世馆主"（25），受业者常数百人，其中包括孔德璋、刘孝标、沈约、陈景真等名士。齐明帝好道术，有疾，每引法众于内殿行道，对道士严智明的咏经尤其敏感，闻之即愈，故对严倍加恩礼。（26）陶弘景名著齐梁间，齐明帝曾固请其"诣诸名岳，望秩展敬"。（27）东昏侯好神仙，曾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玉寿殿中作飞仙帐，四处绣绮窗间尽画神仙。时"庄严寺有玉九子铃，外国寺佛面有光相，禅灵寺塔诸宝珥，皆剥取以施潘妃殿饰"。（28）齐竟陵王素以笃佛著称，但亦好道。其时吴郡杜栖世传五斗米道，竟陵王就曾"数致礼接"。（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