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天监三年下过一个"舍道奉佛"诏，似乎从此改变信仰，不信道教，专奉佛法。实际上并非如此，这在同陶弘景的关系中即可看出。弘景为名道士，却又兼修儒、释，隐居茅山，且不忘情于政治。齐梁之际，曾"亟陈图谶"，鼓动梁武篡齐，并在梁武受禅之际，援引图谶，为其择"建国之号"。梁武上台后，对其"恩礼愈厚，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往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30）武帝天监三年下诏"舍道奉佛"后，仍未改初衷。天监十三年于雷平山为弘景造朱阳馆使居之，十五年又为其"建太清玄坛，以均明法教"（31），并"常有敕旨，供给药饵不乏，岁时渥泽深恩，莫之与比"。（32）及弘景死，赐以中散大夫，谥曰贞白先生，遣舍人主书监护。另有道士邓郁隐居衡山，断谷三十余载，日夜诵《大洞经》，梁武帝"敬信殊厚"。邓郁为武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岳楼贮之供养，道家吉日，躬往礼拜"。邓郁死后，武帝令周舍撰《邓玄传》，"具序其事"。（33）梁简文帝虽奉佛诚笃，认为神仙方术"斯盖止爱久龄，事存诸己，笃而为论，弥有未弘。岂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暗，出五阴之聚，升六度之舟，泛众得之海，践不至之岸，驱彼众生，同跻仁寿，引兹具缚，俱入大乘"（34），但其在藩时即倾慕弘景，"钦其风素"，召与谈论，深敬异之。弘景死后，为撰墓铭，称："余幼在粉壤，早逢汜上之术，今簉元良，屡禀浮丘之教……"（35）时有道士张裕，为天师十二世孙，天监中于虞山起召真馆使居之，死后简文为制碑。（36）简文还作有《仙客诗》等（37），表达了仰慕神仙之心。梁元帝奉道更笃，曾亲讲《老子》（38），并于天目山立太清馆招诸道众同来憩止（39），还撰有多种碑文，如《南岳衡山九真馆碑》、《青溪山馆碑》、《陶先生朱阳馆碑》等，深慕道教。更有甚者，及至被困江陵，兵临城下，"犹讲《老子》不缀，百僚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执。"（40）丹阳孟智周，刘宋时曾于崇虚馆讲说，梁静惠王为之倾心，请其发讲，并与沙门论难。（41）唐太宗论南朝事，并不认为梁武父子专崇佛法，而指其"志尚浮华，唯好释氏老氏之教"。（42）
    同梁武父子一样，陈武帝、文帝父子亦既好佛亦信道。《隋书·经籍志》称，梁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即位尤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吴兴，故亦奉焉"。禅梁后，陈武帝曾亲于义k22h610.jpg馆发讲，并礼敬道士徐师子，为"立宗虚大观"，以其为观主。徐死后，文帝"敕贲秘器，并无常与，凡厥丧事，皆取给台焉"。（43）
    道教作为宗教实体，其组织形式经过了一个由早期政教合一的祭酒制向单一宗教性的宫观制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正是在南朝时期基本完成的。其时出现了一大批道馆（观），其中一些最有名的道馆即是由南朝历代君主所建。南朝道馆确数，已难查考，但今人据《道学传》佚文统计，在南朝47个有名称的道馆中，除不明时代的6个外，宋、陈各建有4个，齐建8个，而素称"侫佛"的梁则建了25个。（44）
    毫无疑问，南朝统治者对道教的接受和扶持是南朝道教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指出这一事实是为了说明，崇佛或崇道都不是南朝统治者宗教信仰的唯一选择。同一个人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的思想，信奉各种不同的宗教，这是南朝时期信仰多元化的一个主要表征，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区别于中世纪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排他性的一神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朝君主不仅好佛、道，崇儒术，而且大多崇信鬼神方术，有的甚至迷信巫觋。
    自汉代以来，巫术流行，并常被用作宫廷斗争的一种手段。南朝亦然。宋文帝长子即太子邵迷信巫术，迎女巫严道育入内，敬事之，号曰天师。后遂发为巫蛊，刻玉为文帝形象，埋于含章殿前。事发，文帝欲废太子，邵却先发制人，弑父自立。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刘骏（即孝武帝）起兵讨之，邵战不利，又于宫内书刘峻年讳，厌咒祈请。（45）前废帝时，巫觋言后堂有鬼，帝信之不疑，于其夕在竹林堂前与巫共射之。宋明帝好佛道，但更信鬼神方术，晚年尤甚。史称其"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福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为千品，犯即加戮。宫内禁忌尤甚。移床治壁，必先祭土神，使文士为文词祝策，如大祭飨"。（46）泰始五年为太子选妃，因"雅信方术，名家女多不合"，后以"卜筮吉"，选中江简圭。（47）明帝索嫉其弟建安王休仁，时有讹言云："东城天子出其后"，而休仁镇东府，明帝惧，遂"杀休仁以厌王气"。（48）齐郁林王好巫觋，曾在西州命女巫杨氏祷祀"速求天位"。（49）齐明帝晚岁虔信巫卜，数出行幸，必先占利害，"南出则唱云西行，东游则唱云北幸。简于出入，竟不南郊"。寝疾日久，秘而不宣，却敕台省府署求白鱼以为治，且常绛衣，服饰皆赤，以此厌胜。（50）
    即使崇佛最甚的梁武帝，亦"阴阳纬侯、卜筮占决……莫不称妙"。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灾，火起于浮屠第三层，而"三者，帝之昆季次也"，武帝恶之，令虞履筮，遇巛履，曰无害。其繇云：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文言云：东北丧朋，乃终有庆。武帝却认为："酉应见卯，金来克木。卯为阴贼，非魔何也！"遂断定"斯魔鬼也"。武帝一出此解，于是"人人赞善，莫不从风，或刺血洒地，或刺血书经，穿心燃灯，坐禅不食"（51），上演了一出驱鬼闹剧。直至晚年，武帝还因人言而与其子争地利。（52）梁武父子在南朝君主中素称博学。武帝仅文集就有120卷，其中"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侯，卜筮占决，并悉称善"。（53）简文帝撰有《光明符》、《灶经》等。梁元帝笃好方伎，曾从刘景学相术，《南史》称其"于伎术无所不该"。撰有《筮经》、《式赞》、《洞林》等。（54）其《洞林序》称："余幼学星文，多历岁稔，海中之书，略皆寻究，巫咸之说，偏得研求。虽紫微迢递，如观掌握，青龙显晦，易乎窥览。羡门五将，亟经玩习，韩终六壬，常所宝爱。至如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飞燕之卜，蓍名聚雪，非关地极之山；卦有密云，能拥西郊之气。爻通七圣，世经三古。山阴王氏，直解谈玄；河东郭生，才能射覆。兼而纳之，窃自许矣。"（55）可见其自负如此。陈武帝少时"好读兵书，明纬侯、孤虚、遁甲之术"，登极后，亦重方术，永定二年诏依前代置西省学士，"兼取伎术士"。（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