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南朝君主王室不仅倡导自由论辩，自身亦是思想多元化的实践者。这也表现在他们大量的编撰活动中。晋宋之际，战乱不已，玄风消歇。宋武帝起自布衣，不谙文义。但其晚年亦附庸风雅，好尚清谈。沈约即称："汉高宋武，虽阙章句，歌《大风》以还沛，好清谈于暮年。"（71）宋文帝尚文学，好文雅，更力促儒玄的复兴。齐竟陵王萧子良不仅"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亦"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 （72）梁武帝既礼佛敬僧，屡登法座，亦"洞达玄儒"，"躬自讲说"。观其所撰，既有《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亦有通史六百卷及《孝经义》、《周易讲疏》、《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等凡二百余卷（73），佛、玄、儒学，弥不该综。简文承其父风，既笃好佛法，亦"博综儒书，善言玄理"。其所撰述，既有《法宝联璧》，亦有《礼大义》、《老子义》、《庄子义》、《易林》等。（74）梁元帝五岁时即能诵《曲礼》，既长好学，博览群书，撰有《内典博要》、《孝德传》、《周易讲疏》、《老子讲疏》等。（75）可见，萧梁君主的确大都"冖诵六经，心通百氏"，既"崇尚佛法，流连释老"，又"鼓扇玄风，阐扬儒业"。 （76）就此，昭明太子尝自言："每钻阅六经，泛滥百氏，研寻物理，顾略清言，既以自慰，且以自警"。 （77）
    由上可知，佛法并非南朝君臣研习讲论的唯一对象，而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内容。该综内外、博通百家作为南朝学术思想领域的一大奇观，既是其时信仰多元化、思想开放化的必然产物，亦是儒、释、道、玄交互融通的一种时代性的社会风气，非唯王室贵族、文人、士夫，即如佛徒道士，亦皆如此。其时儒佛、佛道虽不乏争论冲突，但不仅文人儒者兼善佛玄，道士兼修儒释（最有名的如陶弘景），僧人亦不乏兼习儒道者。两晋之际，佛玄合流，其时佛教徒讲习三玄者甚众，最著名者如支遁以般若学发挥《庄子》思想。至庐山慧远，更"内通佛经，外善群书"，力倡以佛教融合儒玄，曾于庐山开讲其时流行之《丧服经》，后来在宋文帝开四学时主持儒学的雷次宗即曾"执卷承旨"。 （78）入宋后，沙门兼习儒玄者更多。释昙谛"游览经籍，遇目斯记"，晚岁入吴，曾于虎丘寺讲《礼》、《易》、《春秋》各七遍。（79）儒者张讥讲《周易》、《老》、《庄》，听讲者既有儒者，亦有佛徒道士，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拔与吴郡陆元朗、道士姚绥等并传其业。（80）南阳刘虬隐居讲学，座下亦不乏沙门听众，裴子野为其撰碑文即称："其所修孔氏之学，则儒者师之；所明释氏之教，则净行传之。"（81）齐梁间之僧盛既大明数论，兼善众经，为时元匠，又"特精外典，为群儒所惮"。昙斐"老庄儒墨，颇亦披览"。 （82）梁僧宝唱为僧祐弟子，又"唯开悟士俗，要以通济为先。乃从处士顾道旷、吕僧智等习听经史庄易，略通大义"。 （83）吴兴沈德威以礼学名世。陈文帝天嘉元年征为国子助教，每自学还私室讲授，从学者亦有沙门道士，史称"道俗受业者数百人"。 （84）陈僧宝琼为京邑大僧正，亦"兼采玄儒，每窥子史"。 （85）
    正如文人士夫好佛法易受佛教思想影响，沙门习儒玄亦不免受其浸润。萧梁时僧旻"经论通博"，却又"立义多儒"。晋安太守彭城刘业质疑之，僧旻辩解说："宋世贵道生，顿悟以通经；齐时重僧柔，影毗昙以讲论。贫道谨依经文，文玄则玄，文儒则儒。"（86）甚至常为论敌的佛、道亦不免交叉影响。有关佛教对道教的影响，学界议论已多，其实佛徒接受道教浸染者亦不少。梁僧昙鸾曾以"欲学佛法，恨年命促减"为由，欲先习仙道，方崇佛法，故远造陶弘景，求诸仙术。（87）南岳慧思在其《誓愿文》中亦引入神仙丹道思想，发愿先"成就五通神仙，然后乃受第六神通，受持释迦十二部经及十方佛所有法藏，并诸菩萨所有论藏"。他恳求"诸贤圣佐助我得好芝草及神丹，疗治众病除饥渴"，以"求长寿命"，"借外丹力修内丹"。他宣称，要护法，必先长寿；要学菩萨道，必"借五通力"，因此应"先作长寿仙人"。东晋南朝正是神仙道教蓬勃发展的时期。其时朝野上下，习之者极众。佛徒受其影响，亦属自然之理。但学界对此似未予以充分注意。
    三教融通，百家交汇，既是南朝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多元化、自由化之表征，亦是统治者意识形态政策的一种产物。这种平衡三教、包容百家的意识形态政策，乃是南朝君主在魏晋以来开放化的时代风气影响下自觉而有意识地倡导的。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素称佞佛的萧梁君主身上。事实上，正是那位自称"少时学周孔"、"中复观道书"、"晚年开释卷"，并于天监初宣布"舍道奉佛"的梁武帝，成了三教合流说的有力提倡者，并为之提出了三教同源说，创作了《会三教诗》。他之所以从《礼记》中抽出《中庸》，撰《中庸讲疏》，目的即在于通过阐发其中的性命哲学以寻求沟通儒佛的结合点。虽然以月映众星比喻佛教与儒、玄的关系，表现了以佛为主、会通儒玄的思想倾向，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倡导三教合流并为之提供理论辩护的君主，梁武帝平衡三教的思想是极其明白的。同样，梁元帝著《金楼子》称："余于诸僧重招提琰法师，隐士重华阳陶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38）亦可见其调适三教的倾向。这一点，就连激进的护教论者唐僧法琳亦有所见。他在《对傅奕废佛僧事》中即称："暨梁武之世，三教连衡，五乘齐鹜。"事实上，这也是南朝君主的一种普遍性态度。这样一来，就在时代风气与王朝意识形态政策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前者影响着后者的形成，后者又反过来强化了前者。应当指出，南朝时期思想的多元化并非由君主所发动，但南朝君主平衡三教的开放性的意识形态政策，无疑对这一多元化的时代潮流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南朝君主的思想好尚（侫佛或崇道）也只有在这一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