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政府炮制辩解声明的背景
    旅顺大屠杀发生后，日本一方面封锁消息，一方面用金钱收买西方的某些新闻社和报纸，或压下有关旅顺屠杀的报道电稿，或出面为日本军队辩护〔23〕。不料事过不久，日本政府终于捂不住了，不得不亲自公开进行辩解。
    历来人们认为，克里尔曼在1894年12月20日发表长篇通讯《旅顺大屠杀》后，日本政府为消除其影响，才公开出来自行辩护。事实并非如此。查阅当年的纽约《世界报》及有关档案，始知此事是由八天前，即12月12日克里尔曼的一篇简短的报道引起的。这篇报道的标题是：《日军大屠杀--〈世界报〉随军记者关于旅顺屠杀事件的报道》（A Japanese Massacre: The Morld's War Correspondent Reports a Butcherg at Port Authur）。在这篇短短不足千字的报道前面，编者连用了“连续屠杀三天的大血案”、“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在家中惨遭杀戮”、“遇害者被断肢残体不堪言状”、“外国随军记者亲睹暴行怵目惊心而全体离开日本军队”〔18〕等醒目的提示，引起世人注意，造成了极大的轰动效应。
    两天后，即12月14日，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连忙报告陆奥宗光：“《世界报》开始以极强烈的措词攻击我们。”陆奥接电，感到无限忧虑。15日，美国驻日公使谭恩（Edwin Dun）拜访陆奥，谈及旅顺屠杀事件，谓：“日本政府如不旅行一定善后对策，迄今日本所获之名誉，必尽消失，实令人惋惜。”暗示陆奥快想挽回之法。陆奥时在东京，难以独自作出决策，即电在广岛的伊藤博文请示：“如事先所担心者，其结果已逐渐显示出来。此等事实如最终不能否定，应有一定善后之考虑，如有妙计，乞速电示。”伊藤踌躇多时，反复斟酌，还是觉得驻德公使青木周藏“明智之举就是不理睬此事”的建议最为上策。于是，于当晚复电陆奥云：“关于旅顺口之事，其后虽与大本营磋商，但究竟问罪一事，颇多危险，亦非上策。似乎置之不理，完全采取辩护手段外别无良策。”〔23〕日本政府既然决定对旅顺大屠杀采取死不认账的态度，但要如何辩解才能洗清罪责，还需要缜密研究。为此，日本大本营专门派要员亲带参谋总长炽仁亲王致大山岩的书函，要求对旅顺屠杀事件作出公开的辩解。第二军司令部为此反复研究，并征求第二军国际法顾问有贺长雄的意见，对屠杀的发生提出了两点辩解理由：第一，11月21日的情况是，因为旅顺口为军港，商业发达，街道甚多，败逃的敌兵从居民房屋里向外发炮，每户都有遗弃的武器弹药，而日军进入市街正是黄昏时分，对清兵与一般居民难以区分，况且清兵是脱掉军服后逃跑，躲入居民家中改穿百姓服装，故杀人稍多是实难避免的。第二，11月22日以后的几天里，回避屠戮平民之行为，只承认有杀害俘虏的事，是因为这些被俘清兵不肯服从，或进行顽抗，或伺机逃跑，故不得已而采取惩戒的手段〔7〕。
    但是，日本第二军司令部对旅顺屠杀事件所提出来的辩解理由，外务省并不满意，特别是认为其中第2点关于杀俘之事，与法理有抵触之处。因为即使清兵被俘后仍进行抵抗，又企图逃跑，诚为不争的事实，然而将其杀害仍要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凡处死俘虏，必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并履行一定的程序，否则，杀俘便违反了战争法规。如果俘虏企图抵抗而未付诸行动，或有行动而又就缚，惟一的处置办法是交付军法会议审判。《日本陆军治罪法》第25第曰：“俘虏降者犯罪，由军法会议审判。”即指此也。再者，关于俘虏逃跑一事，假令俘虏企图逃跑而未付诸行动，或已经逃跑而中途又被捕获，惟有对其采取更严格的监禁，也不得随意杀戮。《布鲁塞尔宣言》第28条及《国际法协会提要》第68条即有此规定〔7〕。据此，日本外务省决定不采用第二军司令部关于杀害俘虏的辩解理由，干脆直截了当地不承认有杀害俘虏的事。于是，又重新拟定了7点说明：“（1）逃跑的中国士兵把制服丢弃。（2）那些在旅顺口被杀的身着平纹服装的人，大部分都是伪装的士兵。（3）居民在打仗前就离开了。（4）一些留下来的人受命射击和反抗，并照此办理。（5）日本军队看到日本俘虏被肢解的尸体的残酷景象（有的被活活杀死，有的被钉死在架子上），受到很大刺激。（6）日本人仍然遵守纪律。（7）旅顺口陷落时抓到的大约355名中国俘虏，受到友好的对待，并在几天内送往东京。”〔23〕
    12月16日，陆奥宗光将上述“7点说明”作为关于旅顺口事件善后工作之训令，电寄栗野慎一郎，同时，又按“7点说明”的精神，起草了一份《日本政府声明》：
    “在旅顺肯定发生了比别处更多的流血。也许血流得是太多了一些，但外国记者、特别是《世界报》记者，为哗众取宠而发往国外的报导，不仅不肆渲染，而且严重夸大事实。旅顺被攻陷后，中国士兵见公开抵抗无济于事，便脱下军装，乔装改扮成平民的样子，然后逃进该城居民的空房子里。这些空房的真正居民早在日军攻打旅顺的前几天即已逃离，和平恢复后又都返回。中国士兵之所以如此，是害怕如果他们投降，会受到比日俘毫不逊色的虐待。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伪装起来，同时设法武装，一旦被日军发现，便拚战到底。据说有些在日军攻城前没有离开的居民，后来也奉命抵抗，对日军开火，他们这样做了。但是，在旅顺遭杀戮者大部分是伪装起来的士兵，这一点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证明，即几乎每具尸体的外衣里面都穿着军服。一位外国记者说，在旅顺被杀者身上都有刀伤，这比弹伤更为可怕。这也许是使得外国记者夸大其辞的原因之一。日军看到被中国士兵俘虏的战友的缺手断足的可怕尸体，群情大为骚动。那些日军战俘有的被活活烧死，有的则被折磨而死。尽管如此，日军仍然严守纪律。……”〔17〕
    日本当局所精心炮制的辩解声明，谎话连篇，是企图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表明日军没有杀害俘虏，杀的都是奉命抵抗而伪装成平民的清兵；二是洗刷日军屠杀无辜平民的罪责，有些平民被杀则是在兵民难以区分的情况下的误杀。旅顺屠杀事件发生后，随着日军暴行之不断被揭，日本政府面前摆着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要么是尽快采取善后措施和处分有关人员；要么不承认日军在旅顺杀戮俘虏和平民的罪行。日军最高当局看得很清楚：“如果是调查这次屠杀事件，那么从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到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都有涉及责任问题的危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要更换包括山县（有朋）大将在内的两个出征军的司令官。召回在外地指挥作战的最高司令官，不仅会使出征军的士气沮丧，而且政府也有受军部反击的危险。”〔24〕这就是为什么伊藤博文最终决定选择后一条路、即“置之不理，完全采取辩护手段”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