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军在旅顺屠杀的持续时间、人数及其责任
    从目前看来，陆奥宗光所说的“关于这个事件的真假”应该不成为问题了，但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仍然分歧很大。争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日军在旅顺的屠杀暴行持续了几天？第二，日军在旅顺共屠杀了多少人？
    关于旅顺屠杀持续的时间，一般有三种说法，即“三天说”、“四天说”和“五天说”。调查材料多持“三天说”。如称：“日本兵打进旅顺口，杀了三天三夜。”〔11〕但这三天三夜从哪天算起，则未说清楚。又如称：“十月二十四日（11月21日），日本兵进攻旅顺，在旅顺口把清军打败。……二十五日（22日）吃过早饭，日本兵开始大屠杀。”〔12〕可见，当地习惯上把日军的屠杀从11月22日算起，因而有三天之说。其实日军在旅顺的屠杀从11月21日就开始了，“三天说”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五日说”的提出，是根据登莱青道刘含芳致李鸿章的两封电报：一则说：“二十四（11月21日）夜，倭兵由后路进旅”〔13〕；一则说：“二十五、六、七、八等日（11月22日至25日）搜山，二十九（11月26日）即不杀人”〔14〕。故有论者认为：“日军屠杀计5日，加上夜间，即5昼夜。3天、4天或3天4夜说都不准确。”〔15〕这涉及到何日“住刀”的问题。按照此说，“住刀”是在二十九（11月26日）。而根据调查材料，也有二十六日（11月23日）“住刀”的说法〔16〕。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反映了两个情况：第一，日军在二十八日（11月25日）还有屠杀行为；第二，旅顺地区各村“住刀”的时间并非都在一天。所以，对“五天说”还要重新考虑，屠杀持续的时间要根据总的情况确定，不能单纯看是否有零星的杀人的事。
    在日军旅顺屠杀期间，来自西方国家的目击者的记述都支持“四天说”。例如，艾伦在回忆录《在龙旗下》里就说屠杀是4天。《泰晤士报》记者柯文（Thomas Cowen）也说：“这场屠杀持续了4天。”〔17〕《世界报》记者克里尔曼于11月24日这天在旅顺撰写他的那篇著名的长篇通讯时，日本兵还正在街上杀人，所以他写道：“我在写作此文时，仍然能够听到步枪射击声。”〔18〕并且在文中从11月21日到24日逐日记下了日军屠杀的场面。从日本方面的记载看，有贺长雄在记述11月21日日军在旅顺市街的屠杀惨相后，也写道：“22、23、24这几天里，看见日本士兵用绳子把中国人三三五五地绑在一起拉往郊外，也就是说拉出去杀死。”〔7〕可见，一般地说，“四天说”是比较恰当的。
    日军在旅顺究竟屠杀了多少人？对此，也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以2000人说和20000人说较具代表性。日本学者秦郁彦说：“我估计是2000人以上，中国方面说20000人，这与（旅顺）平时人口10000人相对照，似乎过多了。”〔19〕乍看起来，秦郁彦的说法似乎是有根据的。据三田村龙之介《金州旅顺之大战》称：“21日一战，（旅顺）街道上横尸千余具，在此后每天都屠杀数百人。”〔20〕四天合计起来，被杀者当有2000多人。这与一些目击者的估计是非常接近的。如有贺长雄说：“在街道上的尸体总数大约有2000人。”〔7〕克里尔曼也说：“被屠杀的非武装人员至少有2000人。”〔18〕所谓2000人只是一个约数。而据刘含芳密派队长王国端、亲兵丛毅都化装赴旅顺调查后报称：“旅顺街道所杀民人实有二千六七百人，以大坑收埋。各山兵民被杀尤多，皆未掩埋。”〔14〕可见，经过落实，旅顺市街被杀人数为2600至2700人。请注意：这个数字仅是指旅顺市街的被杀人数而言，并不包括逃离市街以及旅顺郊区和山区被杀的人数，同时也不包括在炮台阵地或北撤过程中阵亡的清军官兵。秦郁彦说旅顺平时人口10000人，系专指旅顺市街人口而言。龟井兹明在日记里写得很清楚：“（旅顺）市街房屋约2000户。”〔4〕以每户5口计，约合10000人。显而易见，这个数字并不等于旅顺地区的人口总数，因为它未将旅顺郊区和山区的人口包括在内。所以，秦郁彦根据旅顺市街平时人口10000人来断定日军不可能在旅顺全区屠杀20000人，是没有道理的。
    实际上，旅顺被杀害者是全区到处皆有的，而且从数量上看主要在郊区和山区。前引刘含芳派人赴旅调查结果，即已证实“各山兵民被杀尤多”。这与从旅顺逃出者的口述“二十五六（11月25、26日）搜山后，所杀兵民男女更多”〔13〕是完全一致的。根据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对旅顺郊区和山区村庄的调查，东到龙王塘，西到老铁山，北到石灰窑，没有哪个村庄没有被杀害的村民。搜集旅大地方史志资料多年的孙玉田，曾对旅顺屠杀事件多方调查，并向当年的抬尸者取证，得出的结论是：“除有家人领尸择地安葬者千余外，据扛尸队所记，被焚尸体实有一万八千三百余，骨灰以柳木棺三口盛之，丛葬于白玉山东麓。”〔21〕两者相加，近20000人。这个数字也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有论者认为：“战乱之中，尸横如山，又分散于城乡沟堑路旁，殉难者的数字实难准确统计。扛尸队抬来的尸体肯定不会是死难者的全部。”〔3〕此说甚是。举一明显之例：当时旅顺有大量兵民沿半岛西海岸北逃，半路遭日军截击，死亡累累，战后收集尸体1200具，皆扛至金州城外焚烧丛葬〔7〕，即不会统计在白玉山东麓丛葬的数目之内。所以，1948年旅顺《重修万忠墓碑文》称：“我同胞之死难者凡二万余人。”〔3〕这应该是最接近于历史事实的一个数字。
    至此，旅顺屠杀事件的性质也就十分清楚了。它不是一起一般日本军人违反国际公法战争法规的犯罪，而是日本第二军自上而下有组织地进行的大规模屠杀暴行，其性质更加严重。日方的一些记载也并不讳言是日本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下达的屠杀令〔5〕。这是真实可信的。日本间谍向野坚一随日本第二军第一师团进攻旅顺，目睹了一切，便在回忆录里承认，山地元治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外全部消灭掉的命令，因此旅顺实在是惨而又惨，造成了旅顺港内恰似血流成河之感”。正由于此，师团所属军官皆命令士兵：“见到敌兵，一个不留！”向野坚一还在日记里记述，山地元治看见第三联队的士兵闯入民家，杀害两个平民，“鲜血四溅，溢于庭院”，他不但不加以制止，反倒嘱咐杀害平民的日兵“不要对外讲”〔5〕。日方的记载还证明，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少将和第二旅团长西宽二郎少将都是屠杀令的积极执行者。
    那么，作为日本第二军司令官的大山岩大将，对于所属第二师因所犯下的如此严重的战争罪行，是否毫不知情而可以置身事外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说大山岩对屠杀并不知情，无论从军事作战纪律还是从情理来说，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时，伦敦《泰晤士报》指出：“日本攻取旅顺时，戕戮百姓四日，非理杀伐，……督兵之员不能临时禁止，恐为终身之玷。“〔14〕连原先倾向日本的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也认为：“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22〕都强调旅顺屠杀的责任主要在统兵官员。因为当时在旅顺的西方人士都非常清楚：“日军司令官和他的所有将军们都知道，大屠杀正在一天接一天地进行。”大山岩是旅顺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对于接连4天的大屠杀当然不会不清楚。此其一。11月21日午后，日军在旅顺的屠杀已经开始了，大山岩在阅兵场主持祝捷会，一面命军乐队奏“君之代”，一面听外面杀戮平民的枪声。克里尔曼看见他此时正与诸将校“在奏乐声与枪弹声的错杂中频频碰杯，并微笑地蹬着方步”〔18〕。可见，他不但完全清楚日军的屠杀，而且还为此而感到满足。此其二。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在旅顺屠杀期间，他专门派他的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去做西方新闻记者的工作，说服他们不要将日军的屠杀报道出来。若不是他心中有鬼，何必多此一举？此其三。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大山岩是旅顺大屠杀的元凶和最高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