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被荐举者都要入赴京师，由吏部进行审查考核，确定等第，然后才授职赴任。考核不合格者，往往罢退，"任待他年重荐"[26]。所不同的是，荐举到朝廷来的人选可以享受不限选数或不就选场，予以单独考选的优遇。
    另外，唐代私荐之风盛行，其形式是不受时间限制以私人名义交表朝廷或直接向中央选司掌选者上推荐表。在唐代县政官员的选任中，有的士人就是通过私荐之门出任地方县令的。如士人顾谦，博学有能名，"魏帅何公一见若平生，交表公高才，请宰邑郡，由是褐衣拜贝州宗城县令"[27]。
    然而，尽管文武臣僚向皇帝推荐人才历来被认为是一种应尽的责任或义务，但出于私人目的如亲故、子弟、贿赂、权势等因素，在私荐中常常不可避免。因此，唐政府对私荐授职县令颇为慎重，私荐者若非朝廷显贵或地方大员，其推荐往往并没有多少实际效果。在唐代地方县令荐举任职这一方式中，私荐居于很次要的地位。
    （三）门荫据唐朝颁布的令式，凡宗室、外戚、品官、勋官子孙都享有门荫特权，即凭借祖父辈的政治荫庇直接入仕涉足官场。从两唐书人物列传记载的有关资料看，唐代官僚队伍以门荫入仕者比比皆是，其中，通过门荫途径担任地方县令者也不乏其人。如刘滋，"通经术，喜持论，以荫历涟水县令"[28]；裴向，"少以门荫得官……转栎阳、渭南县令"[29]；陆景融，"以荫补千牛，转新郑县令"[30]；张继明，"起家以门荫，授襄州谷城县令"[31]。就普通情况而言，门荫享有者初授之职通常为八、九品低级官吏，待具备一定资历之后才擢升七品以上县令或其他官职。因此，以门荫途径担任位在八、九品的县政官吏如县丞、县主薄、县尉等，文献上也有不少记载，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由于科举制日益兴盛发达，门荫选官制度自中唐以后开始呈不断下降衰落的趋势。与科举以考试取人、平等竞争的原则相比，门荫选官显然更具封闭性、落后性和保守性。到唐后期，门荫入仕者在社会舆论上受到轻视，不少公卿子弟放弃资荫而走科举之途。因此，在唐代县令选任的方式中，门荫地位由重而轻，越到后来越不占有重要地位。
    （四）调任唐代县令任职的另一种方式，是政府通过行政人事手段，选调其他部门的官吏出任地方县令。在《全唐文》收录的唐代皇帝颁布的制勅诏令中，保存有这方面的大量资料。如《授阳洽安邑县令制》："朝请大夫，河南府司录参军事阳洽，慎则能密，清而又公……可蒲州安邑县令"[32]。又如《授崔隐甫洛阳县令制》："正议大夫汾州长史崔隐甫，在公明察，素禀才识……可检校洛阳县令"[33]。此两例材料中的授职县令者，均属于官场正常的人事调动，他们调职前均为州府机构官员，虽是从上级行政机构向下一级机构流动，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政治地位下降。阳洽调任安邑县令前为河南府司录参军，官正七品，而安邑县为望县，县令官从六品，虽是下调，但实际上官升一品。崔隐甫调职洛阳县令前为汾州长史，汾州为望州，属上州等第，其长史一职官从五品。而洛阳县为东都赤县，县令官正五品，因此崔隐甫也是官升一阶调职。这类擢升官位品阶的情形，在唐代调配县令的人事变动中是比较常见的。
    除了地方官员换职调动出任县令以外，抽调京官担任地方县令，也是唐代县政长官任职流动的一种常见方式。薛元赏本为京官大理丞，"宰邑缺员……可华原县令"[34]。元寿为朝廷右补阙，因陆浑县令缺员，于是皇帝下勅："尔有利用，可为此官。宜辍任于谏垣，俾足才于宰邑……可陆浑县令"[35]。张巡，"以太子通事舍人出为清河令，治绩最"[36]。文献上此类材料颇多，不再一一罗列。仅从上引的三例材料来看，薛元赏为大理丞，官从六品，而华原县为畿县，县令官正六品；元寿为右补阙，官从七品，而陆浑县也是畿县，县令官也为正六品；张巡为太子通事舍人，官正七品，清河县为上县，县令官从六品。这就是说，上列三位京官在任职地方县令的人事调动中，同样是升品升阶，享有官品擢升的政治优遇。
    然而，唐代仕宦之风"莫不重内官而轻外职"[37]，地方官入任京官被视为"何异登仙"，而京官调职地方在社会舆论上则被认为是地位下降，"时以为左迁"[38]。因此，尽管京官调任地方县令是由皇帝亲自下勅书授命任职，尽管其官品实际上被擢升，但这并不被时人看重，被调者本人，其内心往往也是极不情愿的。
    在唐代地方县令任职中，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京官贬职为县令。京师官员或过失犯法，或忤旨龙颜，或开罪有司，或触犯权要，往往被逐出京师，贬为地方县令。如韦思谦本为监察御史，弹劾中书令褚遂良遭报复"出思谦清水县令"[39]。孙承宗本为御史台中丞，因虚列劳绩"贬为崇仁县令"[40]。斐潾为中书舍人，上疏忤旨，"帝怒，贬江陵令"[41]。韩愈"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42]。这样，地方县署机构又往往成为安置京师贬官的重要场所。就通常情况而论，这类贬官因长期任职中央部门，具有较高的理政能力，贬为地方县令后，往往治县有方，政绩突出，颇受当地百姓拥戴。另一方面，这类贬官因过去任职朝廷，与京师官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京城政治风云变幻，朝廷内部派系争夺此长彼消，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重返京师再任要职。因此，此类京官贬逐地方县令的情形虽时有发生，但终究在县令总体员额中比例不重，在唐代县令任职官源中居于很次要的地位。
    县令任用无论是科举、荐举，还是门荫、调任，最后都以皇帝名义颁发制书，正式授职任命。同其他官员授职一样，县令授职"皆以给符，谓之告身。凡官已授成，皆廷谢"[43]。廷谢通常由皇帝亲自接见，并按成例作一番训诫勉励之类的天子圣谕，以示皇上恩宠。如开元年间，唐玄宗"宴新授县令于朝堂，勅之曰：'自古理政，在其命官，今之所切，莫如守宰。朕每尝属意，尤重此官，有善者虽远必升，无能者纵近必废……卿等各膺推择，用简朕心，若能理化有声，名实相副，必有超擢，终不食言'"[44]。
    廷谢之后，所有新授县令便立即离京，按唐政府规定的赴任时限，限期走马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