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藩镇以官商的形式进行官榷经营。
    唐代中期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官榷专卖，政府的法令同样在藩镇地区得以推行，但所得好处为藩镇占有。藩镇在本镇进行官商经营，可以垄断盐铁、酒的生产与经营。如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在三道十二州内都设立了铜铁官，"岁取冶赋百万，观察使擅有之，不入公"[⑨]。
    又如，武宗会昌六年（846）九月敕："扬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麹，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纳榷酒钱，并充资助军用，各有榷许限。扬州、陈许、江州、襄州、河东五处榷麹，浙西、浙东、鄂岳三处置官酤酒"。藩镇通过榷麹和官酤酒来获取经营收入，充作本镇军费，并且还制订了严酷的法律，"一人违犯，连累数家"，用连坐的方式保证藩镇官商的权威和垄断。大和六年（832），江西观察使李宪"以军用不足，奏请百姓造酒，官中自酤"[⑩]。藩镇官榷的目的十分清晰。
    4.节度使常在本境水陆交通要道处设关卡，对过境商旅征收商税。
    向商旅征税设场，原本是政府的事情。随着藩镇力量的增强，藩镇便与中央政府争夺商业利润。安史乱后，"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数税之"（11）。说明征商税与藩镇力量的发展是同步前进的。长庆年间（821～824），武宁军节度使王智兴拥兵自重，向中央政府强行要求，在泗口设立税场（12）。继任者李听、高璃、崔珙"多利其利，不革前弊"（13），充分领受了这个税场的好处。直至开成元年（836）薛元赏为节度使后，才于次年向中央政府提出："今商量，其杂税物，请停物"（14）。也有史书说薛元赏是有条件地向中央政府提出停绝杂税的建议："今请停去杂税，唯留税茶一色，以助供军"（15）。但不管怎样，最后唐政府没有允许再征任何杂税。
    唐代，从官府到民间，从官员到僧侣、普通百姓，从南方到北方，多有嗜茶的习俗（16）。由于茶叶需求量较大，因而有许多商人做起了贩运茶叶的业务。自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开始，经穆、敬、文宗，一直持续到武、宣宗，从中央到藩镇，对茶商征税特别起劲。"是时茶商所过，州县皆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榻地钱"（17）。巧立名目征茶税，藩镇获利丰厚。由于茶叶较多产于南方地区，但饮用已遍及全国各地，所以商人贩运的数量较大，对茶叶征税也有巨利可图，因而税茶在当时极其常见。
    5.一些藩镇与商人关系极为密切。
    唐代的一些藩镇节帅、大将自己就出身于商贾贩夫（如安禄山、史思明、李泳等）。中唐以后，商人大量投身军旅，"六军宿卫皆市人"。他们"贩缯采，食粱肉"，挂名于军队，实际上仍在经商。建中四年（783），李希烈反叛，德宗下诏募兵，白志贞"阴以市人补之，名隶籍而身居市肆。"（18）说明当时商人投军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唐末淮南节度使高骈曾把军政大权交给吕用之，而吕用之的父亲吕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是个贩运茶叶的商人。吕用之从小在其父亲的熏陶下，"事诸贾，皆得欢心"，后向高骈"固请戎服，遂署右职"（19）。另有一个张守一，"鬻粉黛以贸衣食，流转江淮间"，碰上吕用之，竟致"累转检校左仆射"（20）。再如海州人张筠，"也为郡之大商"，后被时溥擢为偏将（21）。唐代中期以后的许多藩镇节度使能够爬上高位，都与商人有关。大历以后，藩镇节度使由中央任命派遣者常常出于禁军，许多人不是凭真本事出任的，而往往是向富商大贾借了高利贷，贿赂宦官中尉，然后获得这些职务（22）。
    唐代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之前代已大大提高。但这种提高与商人的实际企求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商人常常想通过结交官员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藩镇结交，也同样是这个原因。唐代中期长安大商人窦乂曾带一份富贾子弟的名单来到有深交的大尉李晟家里，做成了一场贿赂交易，"晟忻然览之，各置诸道膏腴之地重职"（23）。这批商人子弟便以朝廷命官的形式，在藩镇里像模像样地做起了官。穆宗长庆二年（822），为安抚军队将士，曾下诏禁军及各道，将武官久没升迁或有功的将士报上名来，给予升官，结果大量的"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24）。泽潞刘从谏，只要商人子弟献上了"口马金币"，就马上署为牙将，给其荣誉虚衔。刘从谏妻弟裴问守邢州，招募兵士500人，号"夜飞"军，组成了一支劲旅，而这支部队全是由富商子弟组成的（25）。因为邢州富商很多，所以商人想让子弟参加军队来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提高政治地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唐代藩镇割据势力是比较重视商业活动的。许多藩镇已充分认识到商业将会对割据起着有力支持，因而不仅在本区域内经商，而且还把触角一直伸到京城。一些藩镇颁布了保护商业的措施，并实行官榷来垄断商业，通过征取商税来获得巨额费用。藩镇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在有些地区比较密切，个别藩镇已借助商人力量来支持自己的割据，而商人则是想通过与藩镇的结交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