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藩镇重商的社会条件
    自唐朝建立以后，由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唐朝前期，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带动下，商业也有了重大发展。除了长安、洛阳二都商业较发达外，还出现了许多地区性的商业都市。像处于大江南北水陆交通枢纽的扬州，"俗好商贾，不事农桑"（26），盛行经商风气。益州"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27），成为唐朝西南的天府宝地。再如鄂州、润州、苏州、洪州、越州、杭州、广州、明州、泉州等，都是商业极其活跃的地方都市。在这些都市中，设有专门的商业市场，集中经营，政府有严密的管理措施。由于这些大城市商业经营的带动，周围的农村地区也卷进了商品经济的大潮，大量种植茶叶、甘蔗、水果、花卉、蔬菜等经济收益较高的农作物。农民并不是以消费为目的的，而是将之运向市场。在农村的交通便利处，也就出现了一些定期或长期的草市、墟市等农贸集市，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唐代商品经济的活跃。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唐代经济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事物和现象。如随着商品交易量的扩大，从业人数大大增多，货币发行量远远跟不上经济的发展，便出现了实虚估和飞钱的方法。这些方法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如，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人们需要有人为之提供信息，联系客户。这样，在唐代大城市中，出现了许多商品交换的中间人--牙人。牙人的活动十分频繁和活跃：按其行业，有口马、庄宅、丝绢、互市等牙人；按其活动形式，有仅提供商品信息的，有代理整个交换的。再如，唐代外商活动十分活跃。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途经广州，看到"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28），反映出南洋及中亚外商在广州活动的盛况。外商在唐朝的活动和贸易，有力地推进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我们对唐代商品经济的简单描述中，可知这时的商品经济已经深入人心，商品交换对整个社会向文明迈进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因此，无论是唐代帝皇还是藩镇割据势力，基本上都能够适应这种经济发展的趋势，从而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推进商业的发展。
    从商人角度而言，有唐一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社会地位开始有所改变。特别是武则天、唐玄宗以后，商人在服饰、丧葬、车乘等方面已能与庶民百姓平等，不再是特殊的"贱类"、"下人"。唐中期以后，商人已具备多渠道入仕做官的资格，部分商贾已任节度使、刺史等职，至于任中下级官吏的，则更多了。特别具有意义的是，以前政府明文规定的"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的禁令被取消，商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和进入学校，少数商人子弟竟进入两馆、太学学习。韩愈曾描绘这种情况："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至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29）。这些现象对唐代官僚等级制度冲击极大。商人在经济上有了发展之后，势必有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要求，会通过入军、巴结藩镇势力并与之结合，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维护自己在经济上的利益。这是唐代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
    从藩镇割据地区的具体情况而言，割据势力之所以重视商业活动，最主要的是主观上出于对经济的需要。众所周知，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地区土地荒芜，生产几乎停顿。因此，在安史之乱后不久，藩镇在主观上也想通过商业活动来恢复社会经济，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嗣后，由于藩镇长期以来与唐政府对抗，财政费用的主要部分花到了治兵缮甲、豢养一支庞大的精兵上，单单靠征收地税往往会捉襟见肘，而商税却可以弥补费用上的不足。由于军事割据的存在，河北道丰富的物产只有靠商人贩运各地，而河北道的粮食、牲口等生活必需品，也必须靠商人从四周地区贩入。因此，藩镇对本地区发展商业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
    其次，以河北道为中心的藩镇割据地区，在唐代是一个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30）。藩镇占据该地"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31）。天宝十四年（755）载，颜杲卿上书说："今河北殷实，百姓富饶，衣冠礼乐，天下莫敌"（32）。河北地区的经济如此繁荣，决定了它在唐帝国中的特殊经济地位和作用："天宝以来，东北隅节度位冠诸侯，案数年钟鼓，兼本道连帅，以河贡篚征税，半乎九州。"（33）河北地区如此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再次，藩镇割据地区原本商业基础较好。如河北地区最大的都市魏都，在唐前期是一个大城市。纺织中心定州有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巨商王酒胡一次能纳钱卅万贯，助官府修朱雀门（34）。易州则"通商互贾，日以填凑，遂为一都之会"（35）。此外，"行或击毂，市或驾肩"，"机女狭其幅利，漆工多其奸色"（36）之类的商业城市还有范阳、元阳、饶阳等。河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并不仅仅局限在上述城市里。在广大的农村，商品交换也十分活跃。在许多水陆交通要道处，形成了草市等农村商品交换集市。
    总之，唐代全国商业的繁盛，为藩镇割据提供了发展商业的氛围；商人地位的提高，使得商人经营的兴趣更加浓厚，也有可能与藩镇势力存在种种经济、政治的勾结；加上藩镇主观上需求商业利润，客观上河北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原有的发展水平较高，在这样的条件下，各藩镇就普遍比较重视商业经营活动。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是起到了促进商业繁荣和发展的作用。藩镇割据地区的商业并没有因割据而受到较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