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人不是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
    如上所述，藩镇比较重视商业活动，甚至个别藩镇在政治上也给予商人较高的地位。但是，能不能依此而推论出："当中央和地方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商人必然支持对中央政府的反叛，必然成为割据势力的社会基础"（37）？这种观点是很难成立的。
    上述观点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的："商人和地主阶级之间在经济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国家决不会放弃抑商政策，决不会放弃地主阶级的政治优势，给商人以同等的政治特权。唐朝政府始终拒绝满足商人的政治要求，也没有对他们的商业活动提供任何法律保障。"这种认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较大的问题。首先，把商人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国家政权绝对地对立起来是不可取的，至少在唐代没有这样绝对的对立。其次，唐政权和藩镇割据势力的区别，从根本上说，一个是全国政权，另一个是具有离心力的地方政权，从性质上说两者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因此，说商人"必然成为割据势力的社会基础"是不确切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封建政权为维护农业发展而实行重本抑末政策，抑制商业，抬高农业，在士农工商中，商人地位最低。这与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相一致的。唐代中期以后，随着各种形势的变化，唐政府的商业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从纯粹的抑商开始向保护经商过渡，政府屡次下达提倡通商、保护通商的命令。如德宗曾云："通商惠人，国之令典"（38）。文宗曾令御史于江南道巡察，"但每道每州界首，物价不等，米商不行，即是潜有约勒，不必更待文牒为验，便具事状及本界刺史、县令、观察、判官名衔闻奏"（39）。宣宗也两次下令："如商旅往来兴贩货物，任择利润，一切听从，关镇不得邀诘"（40）。僖宗、昭宗都有此类保护通商的命令。为使商人能正常贩运，政府三令五申禁止向商人征收杂税及摊派杂役。宪宗令："百姓商旅诸色人中有被分外无名赋敛者，并当勒停"（41）。对经营茶盐的官榷商人，这样的保护法令更多了。因此，唐代的实际情况是商人并没和政府闹对立。相反，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政府给予商人一定的政治地位，商人的经营权在许多方面得到了保护，经济实力在不断地增强。
    商人并没有像后人想象的简单地在藩镇和中央政府之间做选择，事实上商人也用不着做这样的选择。从本质说，藩镇和中央政府在阶级立场上是一致的，藩镇不可能具有超时代的先进意识而将农业和商业的位置颠倒过来。在那个时代，商人不可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与中央政府较量，当时商业发展的水平远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其实，我们发现唐政府与藩镇割据对待商业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他们对商业利益的看法是完全吻合的，因而也就有了他们对商税的争夺。
    尽管唐代是一个商业大发展时期，但我们仍然无法对唐代商业的作用估计得很高。一般而言，商税的征收在唐代还没有形成一种系统、完善的制度，唐代商税始终是处于杂税的地位，是不能与正税相提并论的。因此，商税尽管在财政上的作用日益重要，但所占的比重仍是有限的。同样，在藩镇割据范围内，财政收入的最主要部分也是两税收入，大部分藩镇将征收到的两税的大约2／3留下来，充作军费使用。至于河朔三镇，恐怕是不交政府分文的。正因为藩镇有了大量的两税收入，割据才有了厚实的经济基础。此外，藩镇的另一重要收入来源是营田。如宪宗元和十五年（820）二月诏："诸道除边军营田外，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其所管营田自合军中资用，不合取百姓营田，并以瘠田迥换百姓肥浓地。其军中如要营田，任取食粮健卒，而不得辄妄招召。"（42）可证唐代后期藩镇营田是相当普遍的。藩镇其他收入还有榷酤、茶税、商税、商业经营收入等，但商业经营收入和商税毕竟还没有在藩镇财税中占主导地位（43）。不可否认，商税的胡是藩镇从政府手里争夺到的重要经济收入，但这部分收入并不是藩镇统治的经济基础，这部分收入只能说是补充了藩镇财政的不足。倘若缺了这部分收入，也是不足以动摇藩镇统治基础的。因此，我们无法得出商人是藩镇割据势力的社会基础的结论。
    尽管唐政府颁布了许多商业保护政策，但封建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把商业放到比农业更重要的位置，对商人地位的改变也只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封建制度本身决定了它仍有许多限制商业经营的政策，仍有过如建中三年（782）对富商大贾刮钱的行动。同样，藩镇对商业的政策和态度，也不要估计过高，不要因为藩镇割据需要商业，而认为他们必然代表商人的利益。在当时，藩镇也不可避免地有许多压制商业的举动。在征收商税后，商人的经营就应该得到藩镇合法的保护，但事情往往不是这样。大历（766－779）以后，各地军阀兴起，许多藩镇就在"筹措讨贼军费"的旗号下对商人横征暴敛，遏制了商业发展。如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暴不奉法，设防戍以商贾，又纵兵剽劫，行人殆绝"（44）。这儿"行人"当主要是指商旅，也就是说，对商人的赋敛和抢劫，最后使得商旅不通，很少再有人前去贸易了。及至吴少阳为淮西节度使时，"不立繇役籍，随日赋敛于人。地多厚泽，益畜马。时时掠寿州茶山，劫商贾，招四方亡命，以实其军"（45）。随意征税，抢掠贩茶商人，影响了商业活动。淄青原是商业兴盛的地方，但节度使常常滥征商税。为此，元和十四年（819），政府在攻克淄青后，宪宗针对性颁诏："百姓商旅诸色人中有被分外无名赋敛者，并当勒停"（46），通过停止"无名赋敛"，来向商人颁赐恩惠。即使到了唐末，藩镇仍有抑制商业发展的事例。如僖宗乾符五年，河东节度使窦浣发民修晋阳城，但太原"府帑空竭，每有赏赉，必科民家。至是尤窘迫，及牓借商人助军钱五万"（47）。平时搜括百姓的钱财，到了修城，更加没有钱了，就干脆向商人借钱。当然，名为借，实则抢掠。在以上众多的例子里，我们不难看到藩镇割据势力同样也有影响唐代商业发展的一面。
    综上可知，藩镇割据势力和唐政府对待商业的态度是相差无几的，既有这一时期特殊的重视商业、发展商业的一面，又有阻碍商业发展的一面。商业收入同样对两者在财政上起到补阙的作用，但还没有成为一种完善的制度，未能取代两税而在财产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商业发展的限度，商人不可能是割据势力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