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的迁移，历史上有“前八后五”之说。《尚书序》言：“自契至成汤八迁。”孔颖达《正义》考得其四：“《商颂》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传》称相土居商邱，及汤居亳。”至于成汤以后的五迁，古本《竹书纪年》有载：“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祖乙滕即位，是为中宗，居庇”；“南庚更自庇迁于奄”。“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周族亦屡次迁徙。据《诗经》里的《大雅》、《小雅》、《周颂》、《鲁颂》、《史记·周本纪》及《尚书》、《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可知，后稷居邰，不窋窜戎狄，公刘居豳，古公亶父迁岐，王季居毕，文王建丰，武王都镐。皇甫谧《帝王世纪》总其要：“后稷始封邰，今扶风是也。及公刘徙邑于邠，今新平漆之东北有邠亭是也，故《诗》称‘笃公刘于邠斯馆’。至太王避狄，循漆水，踰梁山，徙邑于岐山之阳，西北岐城旧址是也，故《诗》称‘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南有周原，故始改号曰周。王季徙程，故《书》序曰‘维周王季宅程’是也。……暨文王受命，徙都于丰，在今京之西是也，故称‘伐戎于崇，作邑于丰’。”
        关于夏商周三族迁移的原因，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如邹衡先生认为是战争的需要，张光直先生则提出寻找矿源说。（注：邹衡《夏商周考古论文集》第210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2集）第15页，三联书店1990年版。）丁山先生则从农业生产的角度作出解释：“部落时代之生活，农业方在萌芽，大部分生活基础仍为游牧。游牧者因水草而转徙。部落之领袖因其族类而亦转徙不定。于是政治中心之所在，既无所谓都邑，更无固定可言。”（注：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期第一分册（1935年），第87页。）由此可见，夏商周三族在进入亚细亚奴隶社会的过程中，是与游牧迁徙联系在一起的。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作为朝代的更替，夏由启建立（公元前21世纪）、商从汤开始（公元前16世纪）、周从武王算起（公元前11世纪），但三族进入亚细亚文明时代的时间并不能与此划等号。如周族，据《诗·大雅·公刘》载，在先周时期的公刘时代，已经有了冶炼技术，所谓“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维玉及瑶，鞞琫容刀”。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于是发展了农业，他们“乃积乃仓”，而且还“彻田为粮”，《史记·周本纪》也说公刘“务耕种，行地宜”。这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很发达，部落首领可以向氏族成员征收一定数量的谷物，作为公共事业的费用。此即氏族贵族集中政权出现的标志。因此，当时也有了初期房屋建筑：“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笃公刘，于豳斯馆”。
        公刘的活动区域在“豳”，即今陕西省泾河上游长武、旬邑一带。自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豳地范围内的碾子坡发掘出了自古公亶父撤出豳地迁往岐邑以前的先周文化遗存。遗存包括“多处房屋基址和灰坑”；在“一件已残破的陶尊内发现了一些炭化粮食”；而于“生产上使用的各种工具，计有斧、锛、凿、锤头、杵、锤斧、铲、刀、锥、镞、纺轮、陶拍以及不同形状的各类磨石等”；而且在遗址内还发掘出“多种不同功能和用途的青铜工具和用具，如属于武器的铜镞、缝纫使用的铜锥，以及生活上使用的青铜容器--鼎和瓿”，因此，“可以认为，碾子坡先周文化早期遗存是属于一种比较发达的青铜文化”。（注：胡谦盈《太王以前的周文化管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1期，第70页至80页。）碾子坡的考古发现与《诗经·大雅·公刘》的记载相一致，正可互为印证。这说明，周族至少在公刘时代即已进入了亚细亚奴隶制文明时代，而不是晚到从武王克商才开始。
        公刘生活在古公亶父之前，结合碾子坡考古遗存看，其年代“大致与安阳殷墟第二期（殷王武丁至祖甲时代）文化的年代相当”。（注：胡谦盈《太王以前的周文化管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1期，第70页至80页。）而裘锡圭先生据甲骨文资料研究表明，商族也正是从殷墟武丁时代才完全进入父子相承的宗法体系阶段。（注：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见《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29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也就是，商族的文明时代虽在二里冈期就已开始，但其完全进入亚细亚奴隶制时代，大概从武丁时代才算起。如此看来，商周两族进入亚细亚所有制时代，前后相差并不会太远。
        夏代的情况，因为文献资料不多，我们无法作明确判断。从考古学上看，属于夏文化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现了青铜器和宫殿建筑基址，指认夏代已进入亚细亚奴隶制时代是不存在问题的。据李伯谦先生研究，二里头文化的第一期，约当太康时代。（注：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第41至47页。）而如前引古本《竹书纪年》，太康以后，夏族还有五次迁移，尚存部属游动色彩。则其亚细亚奴隶制程度恐不会太高。
        上述情况表明，夏商两族虽建国较早，但其早期进入亚细亚奴隶制程度并不太高；而周族虽建立西周较晚，但其进入亚细亚时代则较早，一直早到先周时期的公刘时代。因此，从时间上看，夏商周三族是在黄河流域不同地点范围内前后相差不远的时期内进入亚细亚时代的。张光直先生曾就三代的纵横关系作过深刻的分析，可为我们的上述讨论作佐证：“从新旧文字史料上看，夏商与商周，在时代上都有相当的重叠。换句话说，商是夏代列国之一，周是商代列国之一。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主从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沉浮而已。”（注：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31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马克思的亚细亚理论进一步提示我们，考察夏商周三代社会形态，不仅要有纵向观念，更要注意其横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