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26日， 《河北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米巨臣事件”，并发表社论。 米巨臣是原安新县七区梁庄（后划归清苑县）人， 1949年土改时划成富农成份，发给他土地证。1950年1月， 村干部违反政府关于保障土改后土地财产所有权的法令，又强抽米巨臣12亩井浇地及其他财产一部。米巨臣不服，多次找区、县政府申诉，但得不到解决。米巨臣又几次到省法院和河北日报社申诉，报社曾派人去调查。但由于安新县、区有关部门互相推诿，事情拖了4个多月解决不了， 区干部甚至非法扣押米巨臣5天。报社再派记者前往调查，经省委同意， 报社发表了这一典型报道，这才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使“米巨臣事件”得到了恰当的处理，错动土地退回米巨臣。经有关部门进一步核实，米巨臣的成份改为富裕中农。该报还同时刊登中共保定地委对在这次事件中负主要责任的中共安新县委宣传部长和七区区长的处分决定，以及安新县委的检讨。这次报道在河北全省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这对于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稳定农民思想，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他各地报纸也批评报道了当地的一些典型违法乱纪事件，使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而得以及时处理。
    舆论监督这种具有特殊效应的民主监督形式，在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发挥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地主要报纸，在这个时期重点报道了许多重大违法乱纪案件，并刊登了大量的人民来信。人民群众通过舆论监督这个重要渠道，揭发和检举了大量的贪污腐化变质分子和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最典型的，一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通过新闻媒介率先检讨；二是亲友之间通过新闻媒介互相检举；三是人民群众通过舆论监督渠道，敢于揭露、检举党政高级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或违法乱纪行为。
    干部检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通过新闻媒介，主动检讨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当时舆论监督的特点之一。归纳起来，这样的检讨大体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党的高级干部为了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带头检讨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1952年元旦，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利用干部新年团拜的机会，就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率先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首先检讨了自己在出国考察、接见外宾时的铺张浪费错误行为，还深刻反省了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经过我签字的预算，自己从没有认真严格地审查过，总是照例签字。贪污、浪费，可以由此取得合法。”继刘宁一检讨之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许之桢也着重检讨了自己进城以后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怎样处心积虑地争房子、争汽车等，并揭发了全总机关“小公套大公”的舞弊行为（注：1952年1月8日《人民日报》。）。领导干部在报刊上公开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这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如中央司法部长史良、铁道部长滕代远等都曾在报刊上或群众大会上主动检讨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领导干部主动接受舆论监督，不仅得到群众的好评，而且还为下级干部正确对待舆论监督作出了表率。
    第二种检讨是：本部门发生了贪污腐化或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等违法乱纪案件，部门主要负责人必须作检讨。
    如时任中共武汉市委委员、武汉市副市长的易吉光，由于放松思想改造，犯有敌我不分，与敌为友；滥用职权，挥霍公款；压制民主、反对批评等错误。经群众揭发，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后，中共武汉市委决定开除易的党籍。毛泽东在中共武汉市委关于拟在市人民代表会议处理市政府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错误问题给中南局并中央的报告上批示到：“（一）罢免易吉光，并由张平化同志代表市委作自我批评，声明荐人不当，是完全必要的；（二）市长吴德峰同志既然有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行为或支持这种行为，对群众影响极坏，当然应向人民代表会议作自我批评，并公开发表。”（注：《中央关于处理武汉市府领导人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错误的电报》，1951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对易吉光违法乱纪案件进行了详细报道，发表了武汉市有关领导的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