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检讨，是因为本人犯了错误。
    纺织工业部所属新建经纬纺织机器制造厂，在建设过程中发生柱子下沉等重大基建责任事故，纺织工业部对此负有领导不力的责任。1952年1月29日，该部副部长钱之光、陈维稷、张琴秋3人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公开作检讨。他们检讨说：“经纬厂问题的发生，是由于我们对人民事业的责任心不强，政治上麻木不仁以及工作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是我们在基本建设方面的一个沉痛的教训。”他们主动请求中央“给以应有的处分”（注：1952年1月29日《人民日报》。）。
    亲友之间破除情面，检举问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之一。在“三反”运动中，各级党组织普遍发动群众，揭发检举问题。许多干部群众不徇私情，投书报刊，揭发亲人的错误和问题。翻开当时《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地的主要报纸，这类事例不胜枚举。如《人民日报》1952年1月30日第6版《读者来信专页》，刊登了一封题为《北京市第三区军属代表杨际华检举了她丈夫的贪污行为》的群众来信，表扬了检举丈夫（人武部干部）挪用公款做生意的军属杨际华。这种亲人之间互相检举的现象，充分说明了当时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信服和拥护，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反腐倡廉的政治热情。中国的老百姓都明白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朴素的道理：“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广大党员干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群众中树立了廉洁自律的形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正是基于此，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才能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形成了群众性的正义行动。
    二
    人民群众通过舆论监督渠道，敢于揭发、检举党政高级领导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1952年2月10日，原天津地委书记和专员刘青山、 张子善因巨额贪污而被处以极刑，是为建国初反腐败斗争的第一大案。对刘、张问题的揭发批判也充分体现了50年代前期舆论监督强有力的特点。
    1952年1月初，即枪决刘、张二人一个多月前， 人民群众对河北省委、省政府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作风表示强烈不满，他们投书《人民日报》质问到：“刘、张小集团进行贪污行贿已有一年之久，而天津地委同志和李克才等亦不断有过检举、报告”，“河北省委为什么长期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物，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注：1952年1月5日《人民日报》。）这是人民群众履行自己舆论监督权利的明显例证。人民群众的呼声是有效的，党的纪律也是严格的。1952年1月5日，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代表省委作了检讨，并把检讨公开刊登在《人民日报》上。1月8日，河北省政府主席杨秀峰也代表省政府在《人民日报》上作了检讨。1月15日， 《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河北省委书记的妻子弓彤轩的检讨：《检讨我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因检讨不彻底，中共保定市委办公室李春、谷雨同志投书给《人民日报》编辑部，题目是《弓彤轩应重新作检讨》。《人民日报》在这篇文章前加了编者按，要求弓彤轩应该迅速认真地坦白和批判自己的一切错误行为。（注：1952年2月6日《人民日报》。）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安振英同志，也曾上书《人民日报》编辑部，检举省政府副主席金城的受贿行为。
    人民群众通过报刊、舆论监督渠道敢于揭露、检举党的高级领导机构或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或违纪腐败行为，体现了人民群众民主监督意识的增强，这是50年代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的一大特点，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再者，像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国务院部长这样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在某一问题上犯了错误，能够在党报上公开作检讨，这在当时是很普遍也属很正常的现象，人们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和不妥之处。这些情况说明，绝大多数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群众的舆论监督能够采取积极和正确的态度，这是保证舆论监督工作能够正常开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总之，由于党中央的有力支持，各级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再加上舆论的正确导向，使舆论监督得到了有效实施。这对于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