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50年代初、中期舆论监督的成功实践，对于党的廉政建设及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一，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 利用报纸刊物等舆论监督形式，公开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主动接受人民群众批评监督，则是根治这种“顽症”的有效方法之一。正如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所指出的，我们不仅需要严格的党内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的党外监督（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如前所述，中央《决定》公布以后， 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刊载人民来信，揭露党政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检举党政干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同时，报刊还登出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让人民群众了解。尤其是一些长期得不到追究的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由于报刊的揭露而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虽然当时各种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有些问题的处理尚无法可依，但因为党中央毛泽东高度重视，各级党政干部认真负责，所以对问题的处理基本是合情合理的，起到了教育党员干部、教育广大群众、清除腐败、振奋民气的作用。极大地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政府努力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民主权利，人民群众更加拥护政府。加强舆论监督不仅没有损害政府的形象，相反却提高了政府的威信。所以尽管当时我们国家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但党和政府指向哪里，人民群众就奔向哪里。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上下一心，紧密团结，共同奋斗，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呈现一派生机。
    第二，增强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推进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通过报纸刊物等舆论监督形式，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这是中国开天辟地从未有过的事情。广大人民群众在行使舆论监督权利的实践中，切身体会到当家作主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了他们参政、议政的政治热情。愈来愈多的群众把揭露和批评官僚主义等消极腐败现象当成了自己应尽的政治责任。他们积极投书新闻舆论部门或政府机关，反映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来信除反映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问题外，建议性的信件较前大量增加。说明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翁责任感确实是大大增强了。由于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提高，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和监督，大大推动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第三，为执政党的舆论监督机制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必须紧紧依靠党的领导
    实践表明，党的坚强领导是取得舆论监督成功的根本保证，开展舆论监督必须依靠党的领导。50年代，党中央、毛泽东高度重视舆论监督工作，毛泽东身体力行，亲自过问，雷厉风行，为全党作出了表率。如1950年宣化市第三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会议主持人和有的党员干部不让出席会议的代表充分发言。这件事引起党中央、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致函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写出了关于公开批评宣化市错误问题的批语：“宣化市此种行为应在报纸公开揭露，予以批评，借此教育全党”（注：《关于公开批评宣化市错误问题的批语》，1950年8月6日。）。在党中央毛泽东具体指导下，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自觉接受舆论监督，积极运用舆论监督听取各方面意见，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主动在报刊上公开检讨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对发动群众，利用舆论监督阵地，开展群众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率先垂范，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活动。50年代初期几件轰动全国的重大违法乱纪案件，都是由于《人民日报》的揭露和介入而得到处理的。如刘青山、张子善巨额贪污案，河北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违法乱纪案，黄逸峰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检举人案等等。此外，《人民日报》还开辟“报纸工作述评”专栏，对全国各地重要报纸的批评活动进行督促指导，对做的好的予以鼓励和表扬，对做的差的予以批评促进。实践表明，只有依靠党的领导，人民群众舆论监督作用才能正确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