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人民群众通过舆论监督这个重要渠道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时有时也会遇到阻碍的。漠视人民来信，甚至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检举人的事件在当时也时有发生。原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党组书记兼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黄逸峰，即曾对揭发该校问题的写信人进行追查和打击报复，被中共华东局开除党籍，并撤消了其一切行政职务。《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注：1953年1月24日《河北日报》。 ），社论虽然有些言辞过激，但却表达了党对压制人民批评，打击报复的党员干部，绝不姑息、容情的坚决态度。这对保证舆论监督的顺利实行是非常必要的。
    1952年11月7日， 中共山东分局纪检委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了山东存在的严重问题，如省政府积压了7万多件人民来信不予处理等， 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中共中央于1953年1月5日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并转发了山东分局纪检委的报告。中央《指示》明确要求：“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注：《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1953年1月5日。）。该《指示》实际上吹响了继“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又一场新的反腐败斗争--“新三反”运动的战争号角。在“新三反”运动中，《人民日报》及各地主要报纸，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公开揭发和批评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缺点和错误，曝光了大量的重大违法乱纪案件，刊登了大量的人民来信，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功能，有力推动了“新三反”斗争的深入发展。
    此外，《人民日报》等党报还针对有些报纸编辑部心存疑虑，不敢在报纸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本地重大违法乱纪案件不敢报道等错误行为进行点名批评。1953年2月1日，《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了《南方日报》、《安徽日报》、《河北日报》等地方报纸编辑部。对《河北日报》编辑部在王振海案件上的暧昧态度予以严厉批评，指出：《人民日报》对该事件“揭发已有10余日之久，但《河北日报》对当地所发生的如此严重事件，至今不敢转载，也不表示任何态度”。这“虽然和当地党委支持报纸批评的程度有关，但编辑部显然有着严重的软弱病，因而放弃了或放松了在报纸上展开批评这一有力的武器。这种对党、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态度，已大大影响到我们报纸的战斗力，并使报纸日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1953年2月12日， 《人民日报》又点名批评了《北京日报》、《天津日报》、《山西日报》等21家地方报纸。指出这些报纸编辑部之所以没有或尚未充分发挥群众性的批评作用，“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胆量”。党中央机关报这种鲜明的立场和态度，无疑对各地报纸批评活动的积极开展起了极大鞭策和推动作用。
    上海《解放日报》从1952年12月15日报道了上海公交公司站务员梅芳庭因为在报纸上进行批评遭受该公司和前新市区政府报复，被无理解雇和非法扣押104天的事件后， 又连续揭发了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无锡市公司副经理景明礼等压制批评的事件，中国土产公司华东区公司等单位的领导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造成国家人民财产损失的事件。1953年1月19日，又揭发了黄逸峰压制批评的事件，并发表了社论。 该报还发表了许多读者来信来稿，对黄逸峰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的错误行为进行了系统的批评，这些来信来稿还进一步揭发了一些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行为。
    《新海南报》于1952年11月22日代表读者意见，就海南区很多机关不认真处理读者来信和抗拒批评问题，向中共海南区党委和海南人民行政公署提出申诉，公布了1952年10个月中积压读者来信452 件不予答复的163个单位的名单， 要求他们在一定期限内答复并作出一年来处理读者来信的总结性检讨。《新海南报》把这个问题提交到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来解决，不仅主动地争取到党委的支持，督促党委及时地采取有效措施，而且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新海南报》还以召开工人通讯员座谈会、机关干部座谈会和在报纸上辟出《坚决向抗拒批评、漠视群众意见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专栏等一系列的方法，来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参加斗争，造成全海南地区的批评运动，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被报纸点名批评的海南区一级和海口市一级绝大多数机关，对积压读者来信等问题很快作了答复和检讨，并建立了处理人民来信的机构和制度，同时还进行了在报刊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学习。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压制批评的干部，受到党纪和行政处分。《新海南报》对那些经报纸批评后仍迟迟不做答复或检讨不深刻的单位和个人，继续予以批评和监督，督促他们迅速作出答复或重新检讨。对那些只在形式上承认错误而在实质上仍然抗拒批评的典型官僚主义者，该报一面发动群众继续揭发批评，一面从思想根源上批评他们“只能由上级批评我，不能由报纸或群众批评我”等错误思想，促使他们树立虚心接受舆论批评的正确态度。
    以上事例表明，加强新闻和舆论监督，这对执政党保持优良传统和作风，克服消极腐败现象，联系群众，改进工作，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