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太平天国宗教是否是“邪教”
        太平天国宗教是中西合璧的产物，从宗教教义到宗教仪式，均融会了不少民间教门的内容，其核心教义天父、天兄下凡便直接脱胎于广西浔州地区所流行的降僮巫术。从本质上讲，上帝教是十分典型的一种民间秘密宗教，但同时又具有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一些特点，标志着在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下，近代民间秘密宗教所发生的新与旧的代谢。
        基于上帝教的宗教源头来自西方基督教这一表象，清方文献通常将太平天国宗教称为“天主教”或“耶稣教”，甚至称作“景教”或“天竺教”。虽然称法不一，但在清政府看来，上帝教与基督教并无区别，不仅用夷变夏，而且还是煽动“叛乱”的工具，属于地道的“外洋邪教”。1854年2月，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列数太平军罪状，其一便是“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表示“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以捍卫道统名教的名义号召士庶与太平天国为敌。《贼情汇纂》一书是一群官绅奉曾国藩之命编纂而成，内称：“自古草窃之徒，多藉邪教以倡乱。自汉张角之后，如宋贝州妖人王则，明蒲台妖妇唐赛儿，近之白莲教、八封教，莫不假托鬼神煽惑愚民，以为渊丛之聚。……洪逆等结盟之始曰‘上帝会’……虽屡更其名，其实即天主教略变其格者也。……是耶稣诸说，非杨非墨，既属异端，在中国即为邪教”，认为“从来叛逆多藉邪教倡乱，而粤匪为尤甚也”。[4]（第155、249～251页）伍承组《山中草》与此相仿，虽认为“贼始假天主教倡乱”，但仍将上帝教与历史上的“邪教”视为同类，慨叹“白莲八卦久披猖，谁识狂徒愈益狂”。[5]上述论者均站在清政府的立场，出于政治上的敌意和文化上的隔阂，自然会得出太平天国宗教是“邪教”的结论，不足为怪。
        令人诧异的是，时隔近一个半世纪，又有人旧调重弹，对太平天国宗教大张挞伐。
        在198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中，冯友兰先生对太平天国进行了重新评价，略谓农民建立的政治就是封建政治，太平天国宗教即西方基督教，两者合而为一便是神权政治。太平天国搞神权政治，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和倒退，所以搞了十几年只是“一个笑话”，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建立在人权之上，因而是进步的，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冯先生的观点有两大明显的错误。首先，上帝教的源头虽然来自西方基督教，但它并不等同于基督教或属于基督教的某一教派，而是一种别具特色的新型宗教，两者在宗教仪式、宗教节日、宗教经典等方面迥然不同，在教义上更是大相径庭。与基督教相比，上帝教有着鲜明的形而下色彩，它完全从属于世俗的政治斗争运动，是太平天国指导一切的宗教意识形态，其宗旨并不是追求个人的精神超脱、灵魂不朽或实现无区分的人类博爱，而是以斩邪留正、营建人间天堂为己任。太平天国政权与西方中世纪的所谓神权政治也远不可相提并论。其次，洪秀全与曾国藩之间的战争绝不是什么神权与人权斗争，而是两个政治或两个阶级之间的殊死决战。这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因此，所谓的神权与人权不应成为衡量洪秀全与曾国藩进步或倒退的标准。人称“曾剃头”的曾国藩大肆杀戮，最终将太平天国淹没在血泊之中，难道我们能说曾国藩弘扬了人权，或者说这是人权战胜了神权吗？
        近来，更有学者直截了当地斥责太平天国宗教是“邪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书、一文。潘旭澜先生撰写的《太平杂记》一书于2000年6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共收35篇短文，其核心观点是全盘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痛斥洪秀全是“暴君”、“邪教主”、“有轻度精神病的准皇帝”，其言论是“用以骗人的门面话，用以蛊惑民众的标语口号”，认为“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与该书笼统地断定上帝教是“邪教”相比，史式先生《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一文（刊于《开放时代》2001年1月号），则对相同的观点略有论证。作者按图索骥，援引当今评判“邪教”的标准来与太平天国相对照，诸如“常以世界末日来吓人，并许诺信教可以逃避灾祸，进入天国”，“邪教都会装神弄鬼，特别是会吹嘘教主能知天意，能与天神沟通”，“邪教都需要敛财”，“无不对入教者加以严格控制”，“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年轻的女教徒都是他们的猎物”，进而得出结论：“以这五项标准来衡量，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
        那么，这种观点是否能够成立呢？
        毋庸讳言，在《共产党宣言》业已问世的年代，洪秀全所创的宗教是一种拙劣、落后的意识形态，并且因为缺乏内在的平衡机制而存在着先天性的致命缺陷。洪秀全自称是天父上帝次子、耶稣基督胞弟，借神权来烘托君权，将自己塑造成绝对权力和绝对真理的化身，但他的绝对权威却又受到杨秀清的严重挑战。以君臣论，杨秀清必须对洪秀全惟命是从；但当杨托称天父下凡时，作为天父之子的洪又不得不听命于杨。天无二日，于是，洪、杨权力之争非一死不能了之，终于酿成一场血腥恐怖的内讧，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的一个转折点。另一方面，由于身份特殊，洪、杨可以随心所欲地借神的名义行事，从而导致理论上的混乱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帝教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尤其是到后期，洪秀全一味强化自己作为真命天子的权威，其宗教思想已变得十分苍白，不再像前期那样含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从而失去了其原先的感召力。后期主政的洪仁玕便意识到了这一日渐蔓延的信仰危机，认为“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兄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而“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6]太平天国败亡后，缺乏生命力的上帝教随之夭折，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