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几点随想
        《太平杂说》一书的作者潘旭澜先生是南方某高校的中文系教授。在一篇以太平天国史学史为题的文章中，笔者曾对这一现象略加评述，在批评“片面美化太平天国的偏向至今仍隐约可见”现象批评的同时，指出：“太平天国史研究‘内冷外热’则是令人瞩目的另一现象。近年来，一些圈外学者进行客串研究，其论断虽不无启迪，但往往流于偏颇，否定太平天国、替曾国藩翻案的观点被炒得沸沸扬扬，出现了对前期研究中过‘左’之处反弹过分的倾向。”（注：在《50年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和《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中，笔者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一科技工作者不以为然，在给某刊的来稿中就此予以了反驳，认为这段话“言外之意显然是说，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一切言论都是外行人说的外行话，温文尔雅又略带俏皮刻薄的调侃掩盖不住唯我独尊的霸道”。在他看来，上帝教的本质“是邪教而不是宗教，是披着五彩缤纷眩人耳目的宗教外衣的政治性邪教”，这种邪教本质“使太平天国运动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反动、最腐朽、最愚昧、最黑暗、最专制的一页”。作者还就史学界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进行了评价，认为“传统史学的太平天国学实属伪科学，祸国殃民，流毒甚深”。无独有偶，《太平杂说》一书也指斥上帝教“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将太平天国描述成“‘洪’水滔天，鬼魅横行，蛇鼠袭人，万家墨面，文化荡然”，认为“将洪秀全这个暴君和邪教主送进坟墓，给太平军造反画上句号，从根本上说，是曾国藩对中国的重大贡献”。作者同样也对太平天国史学界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严重质疑，宣称“我写这一批杂说一个重要的内驱力已经释放，它就是向一些‘太平天国’论著和作品说一声：不，历史不可随意颠倒，也不可阿世曲学”。说实话，拜读了这些煌煌高论，我反而更加认为自己的判断言之成理。
        作为中国历史上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是一幕既想挣脱枷锁却又无法超越封建制度的悲喜剧，其中的是非功过，绝非一味的肯定或否定所能够涵括。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正是从正反两方面来反思这段历史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0余年间，太平天国史研究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确实存在着偏差，具体表现为在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一味地美化太平天国。虽然当时已有学者不同程度地针砭了这种现象，但这一在摸索中前进的良好势头很快便被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所打断。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太平天国史研究成为近代史学科受害最深的一个领域，脸谱化、公式化的研究被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过，十年动乱结束后，史学界痛定思痛，已经做了大量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例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王庆成、祁龙威等学者便相继撰文，否定了太平天国曾经倡导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这一主流观点。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旧课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新课题的研究得到开拓，研究范围几乎覆盖了太平天国史的每一个层面，一大批总结性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尽管拔高太平天国的偏向仍未彻底消失，但多数学者都能够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求客观公正地评述这段历史，包括对太平天国的阴暗面进行剖析，并围绕一些热点问题展开了积极的学术争鸣。然而，或许是故意对上述事实置若罔闻，或许是出于对太平天国学术史的隔膜，潘旭澜先生等人却拿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流行的一些观点作为靶子，全盘否定史学界的研究成果，祭起还太平天国史本来面目的大旗，严厉声讨太平天国，将太平天国史描述得一团漆黑。其实，这些貌似富有新意的见解早就有人说过。曾国藩便在《讨粤匪檄》中谴责太平军“荼毒生灵”，“蹂躏州县”，“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等等。《贼情汇纂》则指斥太平军“藉邪教倡乱”。太平天国败亡后，清方又陆续刊行了《钦定剿平粤匪方略》、《湘军志》等著述，对太平天国竭尽诋毁之能事，推许曾国藩等人为“中兴名臣”。民国年间，洪秀全等人虽被正式尊崇为近代民族革命的先驱，但学者们在对太平天国的具体评价上仍然褒贬不一。简又文先生明确反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太平天国史，主张站在客观的立场从事研究，并由此得出太平天国“大破坏”论，认为“在吾国全部历史中，若连内乱外患合计，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注：港台学者大多持类似的观点。例如：郭廷以先生在《太平天国的极权政治》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简直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蠢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白骨，满地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以富庶著称的长江下游各省，受祸尤烈，几于无地不焚，无户不掳，死亡殆尽。幸存者亦均面无人色，呻吟垂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浩劫惨剧。”（《大陆杂志》第10卷第2期）1998年，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全5册）由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其第2册为《太平天国》。只需浏览一下该书的章节标题，诸如“玉石俱焚的周期性内乱”、“洪天王乡里的开国昏君”、“‘四不像’的洪杨割据”、“渣滓普罗的王洪文和杨秀清”、“洪天王不如毛主席”，等等，读者对作者的写作风格及其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也就了然于胸了。）[13]1949年后，史学界以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澄清了有关太平天国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孰料时至今日，这些否定太平天国的陈词旧说经过新辞藻的包装，居然又作为新观点大行其道，形成了一个轮回。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
        在《太平杂说》一书的“后记”中，潘旭澜先生引述了马克思1862年《中国记事》一文中将太平军比喻成“魔鬼化身”的一段话，借此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在2001年5月于南京举行的太平天国史学术研究会上，曹志君、张铁宝等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论证，指出19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西方列强的对华政策逐渐从虚伪中立向武装干涉过渡，西方媒体出于为镇压太平天国制造舆论的考虑，相应刊载了大量攻讦、歪曲太平天国的报道，马克思正是根据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的不实之词做出上述论断的，显然有悖事实；强调不能因为马克思起初肯定太平天国的革命性就神化太平天国，更不能因为他对后期太平天国封建性的指责就鬼化太平天国。而潘先生却没有进行仔细甄别，他将马克思的这段话喻作“姜子牙的杏黄旗”，同时又志得意满地表白自己无意打出这面旗子，“因为，我对太平军的看法是在读到马克思文章以前就形成的，是以史实为根据，以我所了解的人类文化良知为准则的”。那么，潘先生究竟是如何以史实为根据、以人类文化良知为准则的呢？
        谈到史实自然就撇不开史料。在该书正文中，潘先生列举了3种太平天国史料，分别是《贼情汇纂》、《李秀成供词》、《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他言之凿凿地说：“我认为，读了它们，就可以了解太平军本来的面目，不易将各种各样的偏见、成见，以正说包装出现的倒说、戏说、假说，当成是真的那么回事了。”实际上，《贼情汇纂》一书的政治偏见从书名上就一目了然；《李秀成供词》是忠王在囚笼中写就，受乞降求抚意识的驱使，在叙述太平天国兴亡史时不乏推诿、夸张、隐瞒之辞。《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的作者吴士礼（G.J.Wolseley）是一名英国军官，1860年随英法联军进攻北京，1861年3月作为英国水师提督何伯（J.Hope）的随员在天京逗留数日，次年在伦敦出版《1860年对华战争纪事》一书，所谓《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仅是该书的第14章。以吴士礼的身份，他在天京的观察充其量不过是管窥蠡测，而且恰逢太平天国国力衰微、军纪松弛、铨政紊乱之时。总之，这3种书虽然重要，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太平天国史料堪称汗牛充栋，多达数千万字，而潘先生居然天真地认为读了这3本书就可以了解太平军的本来面目，就可以了解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太平天国史，这实在令人感到惊愕，也不得不让人对该书内容的可信程度表示怀疑。例如，洪秀全本是在天京沦陷之前抱病而死，曾国藩为了向清廷邀功，捏称洪秀全是在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并编造了一黄姓宫女的供词作为佐证，乃至于盗改李秀成亲供手迹中的相关文字，以免露出作伪的马脚。经过罗尔纲先生的考证，这桩公案的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而《太平杂说》却仍将曾国藩的弥天大谎当成信史，声称洪秀全“在五十岁的盛年服毒自杀”，并且全书重复此说在10处之多。书中类似的硬伤还有不少，限于篇幅，兹不一一列举。该书的立论也很值得推敲，往往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甚至是信马由缰，三言两语就得出一个很大的结论，“太平天国”作为国号名称不能成立的说法便是一例。太平天国占有东南半壁江山，其中央政治存世达14年之久，地方行政建制共分省、郡、县3级，县以下还设有乡村基层政权（乡官），如今却被潘先生轻描淡写地一笔勾销了，这岂不成了咄咄怪事？潘先生毕竟有自知之明，承认《太平杂说》仅是“一个写历史题材的散文集”，但他同时却又自诩该书揭开了太平天国被冷藏的真相，这就不免令人费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