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秩序、复古
        原始宗教的神灵信仰及祭祀礼仪将先民的世界秩序化。原始人相信，礼仪改善了他们同神的关系，使神成为他们的朋友、亲人及保护者，由此，他们克服了对自然的莫名的恐惧，获得了信心、力量和安全感。所以，在原始人看来，宗教仪式是神圣的，任何对仪式的破坏都将激怒神灵，从而使生活世界中的秩序颠覆。这样一来，对礼仪的固守使其本身也成为一种传统，复古就是要通过固守传统仪式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
        殷代的宗教与政治是合一的。神权操于王者手中，从而使神权与政权结合，成为王者统治国家的工具。宗教活动即为政治活动，宗教信仰及仪式提供了整饬世俗秩序的规范，而世俗权力与神权的结合，则为信仰和仪式的延续提供了政治保障。殷人的复古观念就反映在其对宗教神圣秩序的维护和固守上。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罗杰·马丁·基辛说：“人类不但编织用以调整和规范他们社会生活的复杂风俗网络，而且还编织更大的结构来处理宇宙、支配宇宙的力量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等问题，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就是这些结构的基础。”[11]（p.392）早期的人类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借助宗教观念和宗教仪式使社会秩序化的。原始人相信万物有灵，并以各种各样的仪式来沟通人与灵的联系，使整个社会生活仪式化。这样，宗教生活就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围绕神圣化的信仰而规范化，进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对于宗教礼仪的这种社会规范功能，研究原始文化的学者给予了极大关注。有论者指出：“祭礼仪式对原始人的社会生活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把原始游牧或狩猎部落的非理性的野蛮生活纳入某种形式，从而使原始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化、社会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又说：“仪式的目的虽然是想控制自然，使自然秩序化，而实际上却是控制人类自己，使自身秩序化。理性只能使人从它那里得到他们能实际加以接受的东西，而不能使人接受无法接受的东西。仪式对原始人作出的约束是最早的理性的约束，它使人开始摆脱感性的混浊状态。”[12]（p.694,pp.497～498）这种理性我们可以称之为“秩序理性”。
        宗教信仰及仪式对殷人生活的秩序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殷人凡事均向各路神灵问卜，小心翼翼地尊奉神灵的旨意，离开神灵他们就会不知所措。
        （1）祭礼仪式的秩序化。殷人的祖先崇拜已相当秩序化，在对所有的神灵的祭祀中，殷人祭祖用牲数量多，典礼也特别隆重，这说明祖先神在诸类神灵中的地位是尊崇的。为了避免祭祀过程中将某些先祖遗忘，殷人对先祖进行分类，在不同的日子祭祀不同的祖先，发展出了以翌、祭等五种祀典组成的周祭，以保证有秩序地轮番祭祀先祖和先妣。殷人主要祭祀的是王室的子姓先祖，这反映出了王位传承对宗教祭祀的影响。殷人也尊崇非王室的子姓先祖，以至某些异姓部族的先祖，但他们仅处于从享的地位。《尚书·盘庚》载盘庚对诸族首领的训诫中有：“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这种祭礼上的主从关系真实地体现了商王室与诸族在政治上的主从关系。这种宗教祭祀礼仪反过来又成为现实政治合理性的根据。
        （2）祭礼内涵的等级化在对自然神的祭仪中，殷人对土（社）、河、岳的祭典最为隆重，有时甚至以人牲祭之。卜辞所见对于岳、河的祭典有燎、舞、告、取、侑、禘、御、祓等多种，对其它自然神的祭典方式不但少于此，且祭品也远为逊色，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世的社会政治等级在神界的某种反映。
        （3）祭礼仪式秩序化的目的在于突出殷王的特殊地位。殷人的上帝居于帝廷之中，它不但能令风令雨，而且在帝廷建立了自己的臣僚系统[1]（p.572）。帝廷中的臣工都服贴地听从上帝的差遣，这是地上王权在天国的投影。最值得关注的是卜辞中反映出的帝的人事权能（即使神灵作用于王以及其它贵族成员人身的权能）。卜辞中虽无明确资料证明商人上帝与祖先神、自然神之间已形成等级秩序，但却清楚地反映出上帝的人事权只是对于王本身发生作用，至于王以外的其他贵族则归属商王主宰[6]，上帝能直接对王施以善意的保护，也可能降以大祸[1]（p.569）。而上帝对其他人的施福降祸是通过控制自然现象而间接施加作用的。这种上帝对王本身直接施展权能的现象体现了神授王权观念的萌芽，从现有文献看，天命王权的思想在盘庚以后已是非常盛行了。宗教思想与王权的结合的合法性提供了终极性的依据。世俗之王势必运用一切权力去维护这种天命的秩序，这样一来，由宗教信仰及礼仪中产生的“秩序理性”与统治者永保天命延续的政治理性便合二为一了。
        殷商时代君主政治的根本要求是，强化殷王与辖属诸侯之间的等级关系，同时还要强化王权，使之处于绝对至上的地位。宗教祭仪的秩序化，通过对先王、先祖及上帝神的礼敬膜拜，为现实王权的基本政治要求找到了合法性依据，在这一看似迷信的祭仪流程中，在这些程式化的礼仪操作中，现实王权从古代先祖威仪中找到了灵感和政治自信，于是崇古思维便愈发显得合理、必要而且牢不可破，从而为政治认识中的复古思潮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