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商王立国的权力基础是天命。这是殷商时人的普遍观念。在《诗经·玄鸟》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又称开国之王汤“何（荷）天之休”，“何（荷）天之龙（宠）。”[18]（《长发》）有了神权的支持，王权就取得了政治合理性，因而变得更为强大。我们看到，在天命支持下商王合法地拥有了对他邦及邦国联盟内民众的生杀权。《汤誓》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对所率讨伐夏的盟友道：“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盘庚以法先王、遵天命为由率众迁徙，同时又威胁道：“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19]（《盘庚中》）其次，商王因天而立，自称能通于上天，因而掌握了众人生命之夭寿，成为众人的养育者。盘庚称“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19]（《盘庚中》）。又称“矧予制乃短长之命”[19]（《盘庚上》）。再次，商王因天命之故，不但生时位处人极，死后仍然统治着人鬼世界。它人的祖先之灵不能保佑自己的子孙，反而要助商王祖先神降祸于自己的子孙以维护商王的权威，“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齐汝，不救乃死。兹予有乱政用位，具乃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19]（《盘庚中》）这样一来，商王就可以凭借先王、天命之威而克服生存危机，摆脱政治困境，“若颠木之有由糵”，上天也将“永我命”，使商王“绍复先王之大业绥四方”，否则，“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19]（《盘庚上》）因此，商王把自己的一切行为都看做是法先王、遵天命之举。“承于古”无疑是商人复古观念最集中的表露。
        综上所述，商代王权是建立在王对政治权力和宗教祭祀权力的垄断之上，宗教信仰观念与祭祀礼仪无疑对政治秩序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王权则是维护宗教秩序的外部力量。宗教礼仪中强调的神灵世界的等级秩序将人间的等级秩序合理化，使得宗教秩序成为世俗秩序合理性的依据。祭礼中突出体现的“报本复始”精神在日复一日中隐没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成为复古、恋古、尊古情结产生的心理源泉，而仪式本身则愈来愈成为秩序崇拜的象征了。这一变化在西周时的“天命”思想及宗法制等政治设施中更加得到凸现。宗教信仰中对秩序的固守本来就具有很浓的尊古守旧意味，王权的加盟则使这种保守性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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