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承于古”与复古意识的彰显
        商王生活的时代，政治与宗教是合而为一的，殷商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当然要运用宗教手段强化这种“祭政合一”的政治效果，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商王切实感觉到了“承于古”的重要性，这便为促进复古意识的彰显提供了认识条件。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就“祭政合一”的一般情况略作叙述。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宗教与政治是合而为一的。英国人类学家詹·乔·弗雷泽认为政治产生于“公众巫术”。他指出，巫术的发展是从“个人巫术”即出于个人利益而施行的某种巫术，逐渐产生出了一种为了部落共同利益而施行的巫术，即“公众巫术”。公众巫术的执行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早期的公职人员，具有早期官吏的性质。“这种官吏阶层的形成在人类社会政治与宗教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当部落的福利被认为有赖于这些巫术仪式的履行时，巫师就上升到一种更有影响和声望的地位，而且可能很容易地取得一个首领或国王的身份和权势。”[13]（p.70）陈梦家对商代巫术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14]（p.535）这一见解是十分精辟的。
        由于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宗教对政治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有时我们难以将历史早期的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区分开来。从后世文献记载来看，夏禹即可能是一巫师，并兼人王。《帝王世纪》云：“故世传禹病偏枯，足不相过，至今巫称禹步是也。”[15]（卷二五）《国语·鲁语下》云：“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禹能使诸神会聚，必非凡人。《墨子·明鬼》篇中则一再称禹、汤等圣王能率天下百姓敬事鬼神，故鬼神以天下赏之。这些都说明早期的人王均兼摄宗教事务。
        商代政治的特征，即在于神权与王权的合一，即祭政合一，因此商代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也合而为一。以巫师为代表的宗教集团在政治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而王者往往也是大巫。有学者认为商民族仍属宗教集团，商王实质上乃一宗教主[16]（p.86）。此言甚是。商朝的开国者汤就兼做巫师，《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内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于是翦其发，磿其手，以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自汤以下，商代诸王均兼摄巫觋之事。陈梦家指出：“卜辞中常有王卜王贞之辞，乃是王亲自卜问，或卜风雨或卜祭祀征伐田游。……王兼为巫之所事，是王亦巫也。”[14]（p.535）巫咸、巫贤全为大巫，都是商代名臣，也就是因为商王不仅是政治首领，而且也是宗教领袖。
        既然神界与人间的秩序是如此的一致，那么世俗之王必然要竭力维护这种秩序，利用宗教手段将与神灵交往的权力牢牢控制在以己为首的神巫集团手中。一方面，商王强调人、神秩序的绝对化。另一方面，任何对这一权力的僭越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国语·楚语下》记载了楚大夫观射父对于这种神人秩序的追述，他说：“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这段话强调了上古社会“民神不杂”的神圣秩序，神与民之间的沟通由巫觋来完成，人间的秩序来自神意的安排，祝、宗等五官代表神意统治着“天地神民万物”。有了这种神圣秩序，“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人间变成了美好的天堂。然而这种“民神不杂”的秩序在少时又被打破了，“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人神间的界线被打破了，统一的规范没有了，权威丧失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祀神，巫觋的地位衰落了。宗教秩序的混乱带来了人间的灾难，“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于是，颛顼面对这种情况，致力于神圣秩序的恢复与重建，“乃命南正重以属神，命火正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这件事例极为典型地说明了在上古时代祭政合一的政治条件下，恢复和维系旧有的秩序是统治者强化统治权威的基本思路。“使复旧常”以重建秩序不只是颛顼的作为。据传，尧时，三苗再次扰乱这一秩序，“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17]（《楚语下》）。显然，“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与“使复旧常”，都体现了对旧有的政治秩序的认同和维护。颛顼、尧帝的故事只是传说，而商代统治者则表现出了这种复古的思维特点。
        商王对宗教秩序的维护是不遗余力的，《孟子·滕文公下》中讲，汤因为其邻国葛伯不奉祭祀，屡次派人干涉，最终不惜以武力去征服它。卜辞中所反映的商代祖先神与上帝神之间无明显的统属关系，但商王对祖先神与上帝神同样尊崇，恭敬地听从诸神的命令在商王看来就是对政治秩序的维护。如果说，“报本复始”和对“祭仪”崇敬，主要表现了商王对于祖先、天命的“崇古”精神，那么，这种以维护旧有秩序为核心的“遵古”的态度，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复古观念”。商人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叫做“承于古”，在这里，“古”的内涵主要是“先王”与“天命”，“承于古”就是要效法祖先，谨遵天命，即《尚书·盘庚上》上所言：“先王有服，恪谨天命”。
        从商代中后期的文献来看，商王的遵古观念已很突出了。然而，这种“承于古”的观念仅是一种原始宗教神灵崇拜的简单延续呢？还是另有内容？为什么商王一再把“尊古”和先王、天命的权威高高举起、大肆张扬呢？显而易见，“承于古”有助于强化商王的权力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