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诸侯封邦建国，周初出现了一批规模空前的大城。这当与周王的倡导有关。《逸周书·大聚》载：“维武王胜殷，抚国绥民，乃观于殷政，告周公旦曰：‘呜呼！殷政緫緫，若风草有所积，有所虚，和此如何？’周公曰：‘闻之文考，来远宾，廉近者，道别其阴阳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营邑制，命之曰大聚。先诱之以四郊，王亲在（孔晁注：在，察也）之，宾大夫，免列以选，赦刑以宽，复亡解辱，削赦□重，皆有数，此谓行风。乃令县鄙商旅曰：能来三室者，与之一室之禄。……五德既明，民乃知常。’武王再拜。”所谓“大聚”，当即是以国都为中心营建大城，使远近之民聚集在一起，以便有效地进行治理。同时，那些受封于边远之地的诸侯也可以由此而集中更多的人口，形成坚强的防御实体，从而稳固地立足于受封之地。依照礼制，周王与诸侯国都城在规模上当有所区别。不过，这种局面的形成似应该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周初，很可能只有一些大体的约定，并不很严格，否则不会有如同齐都临淄城大于周东都洛邑之事出现。《管子·小匡》载管子言：“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合群国，比较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式美以相应，以缀以书，原本穷末。”可知周代诸多礼制的定型当在昭、穆之世。所谓“合群国”，即综合各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折中取舍，制订出条文，以为示范，其中自然也包括齐、鲁、燕、蔡、宋、魏等国都城的规制在内。《周礼·春官·典命》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郑玄注：“上公为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为二伯；二王之后亦为上公。国家，国之所居，谓城方也。公之城盖方九里，宫方九百步；侯、伯之城盖方七里，宫方七百步；子、男之城盖方五里，宫方五百步。”周初，王之三公即指太公、周公、召公，二王之后即指夏帝之后杞子（封杞国）、商王之后微子（封宋国）。依周尺一尺合今约19.7厘米推计，其“方九里”，合今约3191.4米，城周长当约12765.6米；“方七里”，合今约2482.2米，城周长当约9928.8米；“方五里”，合今约1773米，城周长当约7092米。比照考古所发现诸城址，太公所筑临淄城已明显超过公城之制；周公所营鲁城略小于公城之制；召公所建匽（燕）城则情况不明，而既位在三公，都城之规模当与之相类。其规模与周王东都洛邑略等（或超出），然筑城在前，制礼在后，故不能视为违制。至于郑玄所推测的天子之城“十二里”（15），看来此一时期是不存在的。其蔡城、宋城略合于侯伯之城制，而“方五里”之城则不见实例。又，《尚书大传》言：“五十里之国，三里之城。”其三里，合今约1063.8米，城周长当约4255.2米。其魏城，正略合于此制。此“方三里”者似亦当列为一等，或统属于子男之城制，不再分别。据史书记载，周初有诸侯国千余（16）。依一国一城计，则有城千余座。其大小不等，错落各地，宛若星罗棋布，蔚为大观。
    春秋时期，有些侯国因迁新地而另筑都城。如郑侯原受封于郑（今陕西华县境），后随平王东迁而至今河南新郑之地，于是筑“新邑”，沿称郑城。《左传·隐公元年》载，郑庄公使其弟共叔段居京城，郑大夫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杜预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径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过百雉。”另有一雉长四丈之说（17）。依后者，则百雉为四百丈，依周尺一尺合今约19.7厘米推计，合今约788米；其三倍即三百雉为约2364米。而今所见郑城址分为西、东二城，其西城北垣长约2400米，东垣即东城西垣，西垣、南垣未找到，城内有宫城遗迹（18）。据《水经注·洧水》载：“洧水自郑城西北入，而东南流迳郑城南。”其洧水即今双洎河，由此水流向推测，原西城南垣当在洧水之北、旧新郑县城南垣一线。而西垣则当在洧水（未入城河段）之东。如此，其南北长与东西长略等，亦在2400米左右，正与祭仲所言相合。由此推知，此西城当即为原郑城，其是遵“方七里”的侯伯之制而建。而东城北垣长约1800米，东垣长约5100米，南垣长约2900米，明显违制，当为后所加筑。又有薛城，亦遵侯伯之制。其城址位于今山东滕州市南，东垣长2280米、南垣长3050米、西垣长2030米、北垣长3250米，周长10610米，发现有春秋中晚期夯土层，并出土有属春秋早期的薛侯铜器等（19）。而秦国在秦德公时“卜居雍”（20），地在今陕西凤翔县南。其西垣长约3200米、南垣长约3300米，东垣、北垣残存有部分墙基（21）。晋国在晋献公时“始都绛”（22），地在今山西曲沃县南（23）。其城址后世称“王官城”，北垣长达3100余米，西垣现存2600余米，南垣已被浍水冲刷掉，东垣亦不存遗迹，内有宫城，其附近发现有“周晋公”铜剑等（24），估计其南北之长当亦在3000米左右。后在晋景公时，“晋迁于新田”（25），地在今山西侯马市境，已发现有平望、台神、牛村等数座城址，其相互间关系尚不清楚（26）。就已知资料分析，北部平望城址很可能为宫城所在；而南部台神、牛村二城址的南垣基本上成一直线，很可能同为新田城外郭南垣，其长度在3000米左右。如此，则此一时期秦、晋等大国所筑都城似均合于《周礼》所记公城之制。其之所以要遵循此“度”，当主要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和地位。依照礼制，应当上下有别，各有标准，够标准才能上等级。因受各种因素的制约，诸公都城的规模不可避免地会略有差异，然大体有“度”，即必须与侯伯之城等拉开档次。至于其规制与王城（洛邑）略等，是由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王城既营筑于先，在后来的发展中似没有必要并且也没有能力再进行拓展，但不能由此而限制诸公之城依礼制兴建。此外，楚国在楚武王时“徙郢”（27），地在今湖北荆沙市北，其城址后世称“纪南城”，北垣长3547米，西垣长3751米，南垣长4502米，东垣长3706米，周长15506米（28）。依周尺一尺合今约19.7厘米、一里合今约354.6米推计，其周长约合周四十四里。吴国在阖闾时于今苏州“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29）并有“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30）。规模与齐都临淄城略等或超之。因修筑于制礼以后，自当以违制论。而之所以违制，则是由于其欲僭越称王（31）。其城近方十二里，正略合于法天之数（32）。春秋中晚期，王室衰微，其势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