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所见临淄、郑城、邯郸、灵寿及燕下都等城址呈现两城并列式，对此，学者们多推断一为宫城、一为郭城，并将其作为不循礼制或在回字形之外另有并列式结构的例证。实为误解。其临淄原只有大城。《左传·襄公十八年》载，晋师伐齐，十二月“己亥，焚雍门及西郭、南郭。刘难、士弱率诸侯之师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东郭、北郭。范鞅门于扬门；州绰门于东闾，左骖迫，还于东门中，以枚数阖。”《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此事作“晋兵遂围临淄，临淄城守不敢出，晋焚郭中而去。”晋师焚四郭而临淄城仍可守，可知其郭内有宫城，且位于中心地带。似不能因未发现此宫城遗迹而否认其存在。而其西南小城，根据城墙夯土打破周代文化层，夯土中杂有灰土和战国时期陶片等推测，当为战国时期所修筑。很可能是田氏代齐以后，因原修筑于大城中央的宫城内建有太公等姜齐先君祖庙等，不便沿用，故另择此地而修筑宫城。从其宫殿建筑遗迹多集中在东北部“桓公台”及“金銮殿”一带，而西南部发现有铸铜、冶铁及制钱作坊等遗址来看，田齐宫城当唯居小城之东北部，而并非占有整个小城。其小城西垣、南垣向外凸出，当属外郭城性质，而仍将其宫城包围在内。其郑城原只有西城，东城为后所加筑。因发掘者只是统而言之，在城墙下部保留有春秋时期夯土层，上部为战国时期夯土，还无法就此而推断东城补筑当在战国之世。不过，有种种迹象表明，其很可能是补筑于韩灭郑，并徙都于此之后。退一步讲，即使其补筑于此以前的郑人之手，也只是拓展其西城即外郭城，并未由此而将整个西城作为宫城与东城并列，原宫城仍围在外郭城之内。其邯郸是“大北城”修筑在先，“赵王城”营建在后。“大北城”内西北部所发现的小城，规模不大，似不太可能为宫城之所在。另据明万历年间《邯郸县志·古迹》载：“市桥，今南门内。世传赵王立桥于此，今市者集于其上。”依古时“面朝后市”之制，“市”当设于宫城之北。由此推知，原宫城当在此“市”之南，其北垣为后世邯郸县城南垣所沿用；原北垣外有护城河，“市桥”即立于此护城河上。其正位于“大北城”之中心地带。而“赵王城”内虽多高台建筑，然相互间似并未形成完整的门阙宫寝及庙社系统，很可能主要是用于赵王阅兵及将士驻守操练，属军事离宫性质。其灵寿亦当是东城修筑在先，城内中部多大型夯土建筑群，而靠近西垣处则分布有冶铸、制陶及制骨玉石器等作坊遗址，明显是取内城外郭式；而西城北部建有中山诸王陵墓，当为护陵而筑；西城南部则当为后所补筑，属外郭城之扩展。城外东面小城，当用于军事防守。至于燕下都，当主要用为驻兵防守，似无需像其国都蓟城那样建有完整的宫庙系统。其东城修筑在先，形制规整，城内当建有燕君行宫等，然似并不能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内城外郭制；而后，根据实际需要，又陆续增筑西城及南部城墙，亦不能与所谓宫城、郭城并列式混为一谈。由此可见，以上诸城址在修筑时间上是两城各有先后，除燕下都外，其筑于先者皆取内城外郭式；而后所加筑者均属拓展外郭城性质，并不因此而改变其内城外郭式的结构。
    三、南北之异
    这一时期都城的营筑在基本形制（如取内城外郭式等）上南方与北方是大体相同的，而在城郭外形及城门设置等方面则有相异之处，当主要是由于其各自功能差别和传统、取象不同所致。
    北方都城虽多因受地形等因素的影响，城垣走向略有折曲，然从整体上看，其城郭外形皆力求方正，有四城角。即如鲁城那样略呈圆角，亦是四城角分明。其鲁城城门，近些年来已发现11座，其中东、西、北三面各3座，南面两座，另在本世纪40年代尚发现有南垣东门（49），共12座。其临淄大城城门，已发现北面三座，南面两座，东面、西面各一座，又据城内交通干道连通情形及城垣所存似城门遗迹等推测在南垣西部、东垣中部及南部、西垣北部及南部亦当各设有城门（50），亦为12座。而《考工记》所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则当是指洛邑城门之制。郑玄注：“天子十二门，通十二子。”贾公彦疏言：“甲乙丙丁之属十日为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为子，故王城面各三门，以通十二子也。”依《逸周书·周月》所言：“日月俱起于牵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进一次而与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历舍于十有二辰，终则复始，是谓日月权舆。”其十二辰，当指日月在天所经之位次。与之相应，在地亦有十二方位，即北、北东、东北、东、东南、南东、南、南西、西南、西、西北、北西等，称十二子（天为母，地为子），故设12门以通之。如鲁城有“上东门”（51），当即属此类。其外郭南垣中门（多称南门）与宫城正门所连通的“经涂”构成全城的南北向中轴线。而那些规模较小的都城如蔡城、薛城、魏城等，就今所残存的城门遗迹及城垣缺口推测，很可能亦遵“旁三门”之制。古时盛行“天圆地方”之说，如此，这一时期北方都城的外郭形制当是取象于“地方”。其源头则可追溯至这一地区今所发现的史前期古城址。在都城之内虽有河道，然只用为排水，而不行舟，其河道与城垣相接处如临淄城那样设进水或排水道口（52），无水门之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