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城可以楚都郢城和吴都吴城作为代表。其郢城外形呈东西向略长的长方形，西北、西南及东北城角为切角，西北角切线长642米、西南角切线长512米、东北角切线长712米；东南角略作直角，而于其所连接的南垣向西约500米处南折210米，又西折520米，再北折190米，使此一段南垣向外凸出呈斗状。已发现西垣北门、南门，南垣西部水门、东门，东垣南门，北垣东部水门、西门等七座城门；另在东垣北部龙桥河出城的缺口处探知有古河道，发掘者推测河道上应设有水门。城内探出龙桥河、朱河（连通北垣东部水门）、新桥河（连通南垣西部水门）及凤凰山西坡古河道等四条古河道，相互贯通。其吴城是出自楚逃臣伍子胥之手。《吴越春秋》卷四载，吴王阖闾举伍子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斯则其术也。’阖闾曰：‘善。夫筑城郭，立仓库，因地制宜，岂有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子胥曰：‘有。’阖闾曰：‘寡人委计于子。’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不开东面者，欲以绝越明也。立阊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风也。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阖闾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阊门以通天气，因复名之破楚门。欲东并大越，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为两鲵k21h401.jpg，以象龙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此吴城占有明清苏州城北部及中部，其西北角略向内折，长约700米；在胥门北的一段城墙亦吴内折之势（当为原吴城西南角所在）。当是保持了吴城的原状。《吴地记》等所载其“罗城作亚字形”，即指此状而言。由此推知原吴越之东北角与东南角当亦呈内折之势。其城郭外形与郢城略同，当是仿郢城而造。如此，则郢城当亦设“陆门八”及“水门八”，以“象天法地”。其城门不设于四面城垣的正中，而置于略偏于两端之处，各两两相对。与城门连通的水、陆之道相互交叉呈井字形，将全城划分为九个区域，宫城位居中央，而无南北向的中轴线。其水道主要用为水运，兼用于排水，故设水门以行船，正体现了南国特色。由此看来，这一时期南方都城的营建似更多地取象于“天圆”。其城角作大幅度内折，从而使城郭外形略如亚字，当为圆周之变形。郢城东南角作直角外折状，或可能是象征天之东南亏缺（53）。其城内分九域，当是象“天有九野”（54）；宫城居中，则象天枢。其设陆门，以象天之“八风”（55）。唯水门之设，“法地八聪”。其“八聪”（56），当指地之孔穴，为水所出归。从今所发现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作圆形）、湖北石首走马岭（城址呈椭圆形）、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西北、东北作椭圆形）等屈家岭文化古城址（57），及湖北黄陂盘龙城（城址西南、东南作椭圆形）商代城址来看（58），这一地区取象“天圆”以筑城，渊源甚古。郢城及吴城等当是承继了此一传统。
    由以上述论可知，周代王与诸侯国都城的营建大体上是遵循方九里、七里、五里及三里的规制，因等级不同而大小有别。春秋战国时期有少数后起的大国僭越称王，随意增大其都城的规模，然似不能由此而否认在这一方面曾存有礼制。这一时期都城的基本形制为内城外郭式，不存在所谓宫城与郭城两城并列的结构。今所见两城并列等状，皆由后补加筑外郭城所致。其北方都城的外形多力求方正，四城角分明，外郭城四面各有三座城门，由连通外郭南垣中门与宫城正门的道路构成全城的南北向中轴线，当取象于“地方”。而南方都城的外形多作亚字形，四城角略有折曲或呈切角，当为圆周之变形；外郭城四面各设两座城门，以象天之“八风”。其当是取象于“天圆”。并因水运之需而置水门。由此而显示出南北之异。
    注释：
    ①今传本原文脱“立”字，“六百”作“七百”，依《艺文类聚》引文改。其“郛方七十里”，《艺文类聚》引作“七十二里”。
    ②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八三。
    ③参见闻人军《〈考工记〉齐尺考辨》，《考古》1983年第1期。
    ④郭宝钧、马得志、张云鹏、周永珍：《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下文引此资料不再注明。以下注同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