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相继称王；又有中山等国一度复兴。其都城的规模有增无已，似已不再遵循礼制。如齐都临淄增筑西南小城，使整座城的周长达21433余米。魏都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其城址后世称“禹王城”）平面略呈梯形，北窄南宽，北垣长约2100米；西垣长约4980米；南垣残长约3565米，东段不明；东垣残长约1530米，南段不明（33）。赵都邯郸（在今河北邯郸市区）由“大北城”和“王城”两部分构成，其“大北城”西垣长约5604米，南垣长约3090米，东垣估计长约4800米，北垣估计长约1820米，周长约15314米；“赵王城”位于“大北城”西南部，又由西城、东城、北城三部分构成，平面呈品字形，西城北垣长1394米、东垣长1422米、南垣长1372米、西垣长1426米，东城西垣即西城东垣（延长至1470长）、北垣长950米、东垣长1574米、南垣长834米，北城南垣即西城及东城北垣（长1440米）、西垣长1544米、北垣长1272米、东垣长1592米（34）。中山都灵寿（在今河北平山县东北）城址分为东城和西城，其东城北垣长约2450米、东垣残存约750米、南垣无存、西垣估计长约5100米，西城东垣即东城西垣、北垣长约1200米、西垣长约4050米、南垣长约2350米；另在城外东部有一座小城，东西长约1400米、南北宽约1050米（35）。燕国迁都于蓟（今北京），后又营建下都武阳。其武阳城址位于今河北易县东南，南临中易水，分为东、西二城，东城北垣长4594米、东垣长3980米、南垣残长2210米、西垣残长4630米，西城东垣即东城西垣、北垣长4452米、西垣长3717米、南垣残长1755米；另在中易水南岸发现有残存的L形城墙，其南北走向的一段与西城南垣呈T字形相接、残长960米，东西走向的一段残长2341米。整座城东西长约8000米、南北长约6000米（36），为迄今所知，有周一代所营筑的第一大城。
    二、基本形制
    这一时期都城的修筑大体上如《管子·乘马》所言：“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其城墙走向力求平直，然因受地形因素的制约或出于某种考虑大多有折曲。从外观上似可分为正方形，如古魏城以及上所推知的郑城（西城）、绛城等；南北向略长的长方形，如临淄城（未增筑西南小城前）、邯郸“大北城”以及上所推知的洛邑等；东西向略长的长方形，如鲁城、薛城及郢城等；梯形，如蔡城及安邑等；另有不甚规则者，大多是由后来增补所致，如燕下都等。其面向皆朝南，或因受都城所临河流流向的影响而略有偏斜，如洛邑略偏于东南等。而太公所筑临淄城面向略偏于西（即朝向王都之所在），则是为了向周王表示尊重（37）。鲁城的面向亦略偏于西，或者也是出于同一种考虑。另有越王勾践在为吴王所败后营建越城（在今浙江绍兴市区），“外郭筑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吴也，不敢壅塞；内以取吴，故缺西北，而吴不知也。北向称臣，委命吴国，左右易处，不得其位，明臣属也”（38）。其都城面向朝北（即朝向吴都之所在），为一特例。
    都城的基本形制为内城外郭式的回字形结构，宫城一般建于外郭城内中央或近于中心部位，即所谓“择国之中而立宫”（39）。其洛邑形制，据《逸周书·作雒》载：“封人社壝，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国中。其壝，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舋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一方面之土，焘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土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乃位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孙晁注：“五宫，宫府寺也。大庙，后稷庙。二宫，祖考庙、考庙也。路寝，王所居也。明堂，在国南者也。”其五宫，即朝宫等君臣治事之所；大庙即周人始祖后稷之庙；宗宫即祖考庙，为周文王庙；考宫即考庙，为周武王庙。除明堂在国南即城郭之南而外，其余当皆在郭内宫城之中。其布局当如《考工记》所载：“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郑玄注：“王宫所居也。祖，宗庙。面犹乡（向）也。王宫当中，经之涂也。”贾公彦疏：“言王宫所居也者，谓经左右前后者。”其“经涂”即南北向之路，连通王宫之“经涂”当即为全城之南北向中轴线。此“经涂”之东建有宗庙，西建有社坛，而向北通往朝宫；王宫之北设市。在王城城址中部所发现的汉河南县城址，周长约5400米，其西垣多折曲，残长约900米；其他三面城墙走向平直，北垣残长约1000米，东垣长约1410米，南垣长约1485米。在北垣墙基下压有战国时期墓葬，夯土中发现有“河市”陶器印文；南垣西段墙基下亦压有战国时期墓葬。城址南面地下堆积着很厚的瓦片层，地面上暴露着大量板瓦、筒瓦和饕餮纹、卷云纹的瓦当，并发现有两座毗邻的大型建筑群和一座独立的宫殿建筑。其大型建筑群总长约400米，宽约300米，四周有夯土围墙，内有宫殿建筑遗址；大型宫殿建筑长约120米，四周有围墙，内有一百多个柱础，排列整齐（40）。由此推知，其东南部当相沿于原王城内之宫城。依上引《周礼·典命》郑玄注及《尚书大传》所载“九里之城，三里之宫”，原王宫之制当方三里即九百步，合今约1063.8米。其与外郭城之比为1∶3，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模数关系。运用模数进行设计是中国古代建筑规划的传统方法（41），周代当已实行。如此，则原王宫之东垣当起自汉河南县城东南城角，沿其东垣向北延伸至约1000米处；而王宫之南垣，依其与外郭城东西长之比例当略短于东垣，起自汉河南县城东南城角，沿其南垣向西延伸至约900米处。原王宫当东西长约900米、南北长约1000米，呈南北向略长的长方形，与外郭城相似。王宫之北设市，后为汉河南郡市所沿，故有“河市”陶器印文。汉河南县城北垣为新筑，其当经由“河市”附近，故在夯土中有此遗存。汉河南县城之东垣、南垣当大部分沿用原王宫之东垣、南垣，并分别向北、向西延展；西垣则沿用原洛邑外郭城之西垣中段。汉河南县城东垣亦即原王宫东垣与王城城址外郭东垣相距1000余米；其北垣与王城城址外郭北垣相距800余米，依上所推测，原王宫北垣与外郭北垣相距当在1200米左右。由此可知，原王宫当位于外郭城之中央而略偏于西南部。今在北京西南所发现的董家林城址北垣长约829米，正与此所推知的王宫东西之长相近；其南北之长当略大于此或与之相当。由此推测，其当即为燕都城内宫城之所在。召公位居三公，又曾参与主持洛邑的宫建，其仿洛邑规制而修筑都城，自在情理之中。另在晋都绛城即王官城址外郭城北垣之南约1400米处发现有宫城墙垣，其北垣长约1100米，东垣及西垣残存600米至1000米，南垣被浍水冲刷掉，估计原宫城当略呈方形，与外郭城近似，而二者之间比例正略合于1∶3，似可作为周代在都城规划上运用模数进行设计的一个实例。此外，在鲁城、蔡城、郢城、薛城、魏城等外郭城内也都残存有宫城遗迹，唯规模已不能确知。这种内城外郭式的形制，既可显示君民有别，又可体现君民一统，故在古代为我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据古史传说，我国在神农氏和黄帝时期已有城的修造（42），近些年来所发现的数十座属龙山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或更早一些的古城址证实了这一点，其均为一个城圈。而后，发展至尧舜时期，“鲧作城郭”（43）。“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44）。出现内城外郭式结构，在考古学上尚未见实例。至商初，成汤“大城于毫”（45），地在今河南偃师县西。其外郭城西垣长约1710米、北垣长约1240米、东垣长约1640米、南垣长约740米，南部发现有小城址3座，均略呈正方形，每边长约200米，内有宫殿建筑群遗迹，当为宫城等所在（46）。此正为内城外郭式。周代遵循此制而营筑都城，可谓承传有绪。那种如同古印度摩亨佐达罗、哈拉巴及卡里班甘等古城所实行的卫城与下城（居民区）分列之制在我国古代是不存在的（47）。今在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所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古城址有两城并列，然东城修筑在先，西城修筑在后（很可能是在东城毁坏以后沿用其西垣而筑）（48）。其功能与卫城、下城之分绝不相类，故不应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