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来，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偏废，史学界对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整合研究是很不够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的论著，丛集在政治史方面，诸如：革命派的形成、革命小团体的组建、同盟会的成立及其纲领、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清末立宪运动、反清武装起义、保路运动、会党、新军、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以及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注：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49-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下册附录：《有关辛亥革命史的文章目录索引（1949-1979）》，三联书店1981年版。）。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渐趋复兴，学者们开始注意于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思潮的转变、民族工业与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活动、农业经济的变化、商会商团和学界社团的研究等，但是这些分属于社会史领域的各方面问题，研究成果大多是个案的，整合性研究不多。据林增平等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一书所收《辛亥革命研究论文目录索引（1949-1990）》，在全部25个大类中，没有社会结构或社会转型这样的类目；整合性论文，只在“综合”类中收列了李时岳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演变和辛亥革命》一篇（注：林增平、郭汉民、饶怀民主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页。）。正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稀少，致使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权威学者撰写的“研究总述”中，无此评论（注：参见章开沅、刘望龄等编著：《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一书中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三十年》和《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十年》两文。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90年代起，学者们开始从社会变革与时代中心的角度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对传统的以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和以1919年作为中国现代史起点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有人认为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正式形成的标志，应以辛亥革命比较合适（注：孔凡岭：《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学术研究》1991年第6期。）。有人认为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革命手段冲击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引进了西方政治文化模式，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注：杨春时：《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史》，《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5期。）。可惜，这些质疑未能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回应。但不少研究者的视野，确实较多地转向了诸如商会史、市民社会、士绅阶层、绅商等社会群体方面的研究，并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注：参见章开沅：《5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与此同时，对于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研究也引起了更多重视，上海、广东等地，都曾以此为主题举办过学术讨论会（注：上海方面，由上海中山学社主办的“孙中山与社会变革”学术研讨会于2000年8月28-30日在上海举行。广东方面，由孙中山基金会和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联合举办的“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于2000年11月19-23日在中山市翠亨村举行。）。从已发表的会议综述看，学者较多注意于孙中山关于社会变革的理念、思想、计划、方案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影响，而对社会变革本身的考察甚少（注：参见戴鞍钢：《“孙中山与社会变革”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中国》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王杰、张俊尤：《“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可以说，无论是辛亥革命史或是孙中山研究，真正从社会结构和社会转型方面作研究的论著并不多。
        有鉴于此，我尝试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来讨论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转折意义，并由此估量这场伟大革命的历史地位。
        （一）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主要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变迁。这是一个延续和发展的长时间运作过程。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位势参差不齐，全国的变迁过程显然不同。其中，东南地区在辛亥革命后的变化，最得风气之先。
        所谓东南地区，习惯上指包括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在内的长江下游及钱江、闽江流域，相当晚清的两江总督、闽浙总督辖区。这个地区由于地理和历史方面的原因，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已形成为资源互补、文化相互渗透的区域联动网络。以江苏省上海县为例，早在上海开埠前，东南各省的商人就在上海从事棉花、土布、生丝、茶叶、食糖、干货等贸易，并在上海建立起同乡、同业性的会馆公所。从1843年上海开埠后到辛亥革命前，上海的同乡会馆约21个，其中属于东南五省的共13个；同业公所约35个，东南地区共9个（注：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上海开埠后，浙、皖、闽、赣的茶叶，杭、嘉、湖地区的生丝与南京及江苏的土布，一改以往流向广州出口的路径而以上海为集中地；外国商品的输入，也以上海为主要口岸然后流转东南各省和其他地区（注：参见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4卷《晚清经济》第三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方面，开埠后由于江、浙人大量流入上海，使苏扬文化对上海产生了重要影响。浙江的方言、风尚、民俗，扬州的服饰、画风，吴中的俳优文学，对海派文化的生成都产生过积极影响，而海派文化生成后又向苏浙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辐射，在辛亥革命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文化圈（参见《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七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另见拙作：《海派文化散论》，《文汇报》1990年7月25日；《海派文化生成的社会环境论纲》，《城市史研究》第7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虽说东南五省的发展也不平衡，但整体上一直是晚清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以此作为社会转型的分析单元，应该说是具有可行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