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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看，晚清时期，东南地区自然经济的分解过程和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生发展，较其它地区在时间上要早，速度上更快，规模上大得多。虽说自辛亥革命起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动尚未到来，自然经济在全国仍占主要地位，但不能因此低估辛亥革命对中国经济结构变迁的积极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加速了社会重商主张向社会思潮转化的趋向，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早在19世纪60-70年代已有重商主张的呼吁，中经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后的办厂实践，重商始终未能形成社会思潮。清末“新政”虽有奖励工商实业之举，民族工业亦有初步发展之象，但清王朝重农抑商政策和观念仍未根本改变。据统计，自1872-1911年，全国历年设立厂矿仅521家，资本、总额约1.6亿元（注：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94页。）。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实业发展的政策、法令，并在中央设立实业部，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司，确立以“振兴实业”为民国建设急务的治国方针，极大鼓舞了国人发展实业的思想。民间兴起了许多实业团体，如1912年1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工学会”，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实业学会”。2月，上海成立“中华民国商学会”等组织，更有“以振兴实业、扩张商务、扶持工商上之建设为宗旨”的“工商勇进党”的成立（注：“工商勇进党”成立日期不详，其《宣言》、《简章》首发于《民立报》1912年2月26日，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6-870页。）。类似的实业团体，在东南地区沿海城市和内地所在都有，重商主张终于在推翻清王朝后汇成了“实业救国”的社会思潮，推动着国人的投资办厂热情。1913年，全国设立厂矿数达1378家，较辛亥前增长1.5倍以上（注：据《农商部统计报告》，辛亥前后历年设厂数为：1910年为986家，1911年为787家，1912年为1504家，1913年为1378家，见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4页。本文以1913年设厂数与上举严中平书统计之1872-1911年全国历年设立厂矿数521家相比得出增长率。）。其中，东南地区尤其是上海的增长最快：1911年上海新设工厂仅9家，1913年新设29家，超过2倍以上（注：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2年版，第63页。转引自《上海通史》第8卷《民国经济》第2页。）。其后，由于实业思潮的进一步发展，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无暇东顾的有利环境下，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东南地区也正是在这个“黄金时代”才真正形成了从长江三角洲为中心，以近代工商业为主体，以外贸内联为纽带的经济区，显示出强大的辐射力。
        辛亥革命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在东南地区沿海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上海在开埠前，作为一个埠际贸易的县级港口城市，一直以沙船航运、土布贸易、钱庄汇兑为三大产业支柱，其中沙船业尤执牛耳。开埠后，上海迅速崛起，以外贸为中心，近代航运业取代了传统沙船业；近代工商业化解了传统手工业和扩大了商业经营范围；房地产业、城市公共事业等发展迅速，虽说百业兴旺，但产业结构序列尚未成型。辛亥革命后，经历届政府治理，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形成了以商业、金融、工业为序列的三大产业支柱，显示了号称“东方巴黎”的大都会风姿与雄厚的经济实力。
        宁波在开埠前还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本特征的城市。1844年开埠后到19、20世纪之交，宁波的城市经济结构中，商业比重远远超过近代工业。据统计，当时宁波已拥有80多种商业行业，从业人员达二三十万人，而工业直至1914年时全市还不到20家企业（注：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第16-17页。）。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0年，宁波已拥有新式企业不下150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部门（注：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第98页。）。
        福州在晚清以轮船制造闻名，由此带动了闽江航运业的发展。但是，在民国时期，福州华资商办实业的主导却是电力工业。1911年商人刘崇伟成立“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到1912年3月，已获利颇丰。从此投资不断增加，生产规模不断扩大。1917-1926年，“每年纯益额大体保持在15万元左右”（注：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第152页。）。电力工业的发展，为福州的木材加工业、机器修造业、碾米业、制冰业、动力印刷业、机器染织业和造纸业等创造了发展的条件（注：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第150页。）。
        素以丝绸名扬天下的杭州，辛亥以后有了较大增长。从1912-1920年共增加织机1060台（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40页。）。湖州、嘉兴、绍兴、宁波、温州等地的丝绸业，在此期间也有较大发展，如湖州所产“湖绉”自1914-1919年间，年产增至90万匹，产值达三四千万元，不仅销售全国，还远销国外（注：徐和雍等著：《浙江近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5页。）。辛亥革命后，浙江急剧兴起了新的工业部门-针织业。据统计1915年全省从事针织品的大小企业共2745家，年产值达874865元，制造家数占全国各省第4位，工人数占第2位（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64-665页。）。
        其次，辛亥革命为加速农村经济的变化和促进城乡经济联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东南地区城市近代化的发展，作为城市腹地的东南农村，在辛亥革命后借助商业交换扩展的有利环境，普遍出现了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的趋势。1930年代前后，东南五省大种棉花、茶叶、烟草、蚕桑、瓜果、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有的形成了一个乡以棉花种植为主而稻次之的局面，如江苏宝山的月浦（注：戴鞍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97页；128页；145页。）。有的更以一县的农作物以棉花为大宗，如江苏上海县（注：戴鞍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97页；128页；145页。）。1936年，江苏一省的棉产量占全国6/10（注：戴鞍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97页；128页；145页。）。浙江素以产茶著名，1933年全省有63县市植茶约57万亩（注：戴鞍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97页；128页；145页。）。江西瑞金、广丰、黎川、广昌、会昌等县，抗战前遍植烟草，“多由粤闽两省商人购运南洋等处推销”（注：戴鞍钢、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97页；128页；145页。）。至于安徽之药材、苏浙之蚕桑、上海近郊之花卉果蔬，更是极一时之盛。可以说，东南地区城市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农业的商品化；而农村经济日益依赖市场，则为城乡经济的联动体制拓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和生命活力。这种互为依存、互相促进的城乡联动结构越强固越发展，自然经济的分解也就越深入越加速。
        东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变化，还反映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农垦公司发展这一侧面上。南京临时政府在“振兴实业”的同时，也鼓励垦殖荒地。1914年，北京政府更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对开垦的地域范围、类别均作了明确规定，对呈请开垦的个人或法人、提前垦竣年限者，均分别给予地价优惠（注：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309页。）。在政府奖掖下，辛亥以后的10余年间，全国农垦公司从晚清时的90余个迅速增至300多个，其中东南五省共有130个（注：其中上海近郊16个，江苏76个，福建19个，浙江12个，安徽7个。见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第463-464页。），占了1/3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