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除以上三方面的结构变迁外，若再把社会生活方式（包括习俗、服饰、称谓、剪辫、放足等）、社会意识和价值判断等估计进去，就更能看出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转折意义和深远影响。可以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既扫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强加于社会进步的种种障碍，又确定了政体共和化、政治运作民主化、经济发展资本主义化、社会平等化的发展方向，中国在完全意义上开始了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虽然，尔后的袁世凯政府乃至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都实行过倒行逆施的专制统治，但总体上仍无法改变由辛亥革命所确定的社会转型趋向。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准备、转折、发展、成型的各个历史阶段中，社会结构在各个方面的变迁既有相互渗透、互为制约的情况，也有各自对转型整体起不同作用的独立地位。大体上说，经济是基础，只是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上升为主导的决定的地位，才能说近代社会转型已基本实现。就此而言，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代，社会转型还远未成型。但是，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政治及其上层建筑的结构变迁若领先转变，对经济和社会构造的变化就会产生重大的推动和影响。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正在于此。它对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转型的界标意义，远远超过1840年鸦片战争的影响和作用力。“从社会转型的角度上说，1911年的辛亥革命才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因为随着辛亥革命，中国社会才发生真正的结构上的变化。”这是我在1981年复旦大学主办的“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的看法。当时，参加这次讨论会的美国学者柯文，闻之惊喜。后来他撰写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在第4章第70个注释里特地记下了这个看法。但他把时间误记为1979-1980年之交（注：见［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18页。）。
        重温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值得提出来讨论的必要。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学术界早有不同意见。20世纪30年代以前出版的近代史或近百年史著作，大多以明末清初中西交往作为开端。著名近代史专家郭廷以教授所编著的《近代中国史》说，“始于16世纪葡人东航”（注：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1册：“例言”，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页。）。后来他撰著的《近代中国史纲》，第一章为“世变前的中国与西方”，作为全书的大背景，第二章“西力冲击（上）”起迄年代为1830-1850年，第四章“西力冲击（下）”为1850-1860年，显然不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开端（注：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改订版。）。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方面的历史学家比较早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尚钺教授。他认为1644年清军入关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把1840年作为近代史开端则有割断中国历史的危险。开端问题本身是个学术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可是尚钺教授的学术观点却被当作政治问题，当作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于吱声。
        把1840年作为近代史开端，大约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有些学者鉴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亡的紧迫感促使他们反思历史，所以一反以往研究视野，把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例如1935年出版的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就是如此（注：关于蒋廷黻写作《中国近代史》的动机，可见拙著：《蒋廷黻撰〈中国近代史〉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8页。）。
        客观地问一下：1840年作为近代史的开端，到底是否具备社会转型的重大界标意义？历史地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政治上仍然是清王朝的统治，君主专制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上依然是小农经济汪洋大海，虽然东南沿海某些地区由于外国洋纱洋布等的输入，土纱土布等业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但在全国不具有普遍意义。社会心态上，除少数先进分子外，绝大多数人并未感到学习西方、改革社会的必要和紧迫，魏源等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在社会上的影响甚小。这样看来，1840年的鸦片战争无非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切入到中国社会，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始被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从政治史的视角观察，鸦片战争应该可以作为界标，从社会史角度说，这仅仅是近代社会转型的些微准备，并不具有重大界标意义。否则，战后的中国怎么能又昏昏睡了20年而没有什么社会改革的回应呢？
        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先进的中国人逐渐意识到“师夷”的重要。李鸿章等洋务派扛起了魏源“师夷长技”的大旗，从军事工业兴办到民用工业创建，进行了一系列的洋务运动。对此，应该给予一定的积极评价。但洋务运动主要停留在技术层面，而且成效不大，范围不广，不足以使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自改革”迈出的第一步。20世纪初年开始的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则是自改革的继续和扩大。清末“新政”中不少改革对社会发展确实有利；“预备立宪”其本意虽是为了达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的目的（注：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辛亥革命》资料丛刊本第4册，第28-29页。），但客观上为政治机制的转型准备了条件。无论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还是20世纪初年的“新政”和“预备立宪”，从社会史的角度看，都还未能掀动社会固有的结构体系，它们只是社会转型长途中的量变，辛亥革命才是质变的开始。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清王朝没有倒台，那么就不会有民国以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潮方面的重大变化。从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转型这一社会史角度看，辛亥革命才是近代史的真实起点，它在中国历史上的界标意义，应该比1840年鸦片战争更高大，更重要。
        从教学实践方面说，把1840年后的中国历史作为近代史划成单独的学科体系，结果是使清代史一截为二。教古代史的只讲到清代中期，嘉道二朝讲得很少甚至匆匆带过；教近代史的也不讲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承袭发展，只以“战前的西方与中国”为题，作历史背景式的简略介绍。客观上确实有割断历史联系的弊病。如果以辛亥革命作为划代界标，那么前是清史，后是民国史；前是朝代国家，后是近代民族国家。两种不同的社会构造，两种不同的国家形态，既易教，也易学得好。斗胆说一句：既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定性谁也说不清、吃不准，那不如暂且搁一搁。历史研究首在弄清事实而不是首在发现规律。
        关于社会转型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都是极为复杂的问题，决非一个人、一篇文章可以解决的。况且本文只涉及三种社会结构，既欠全面，也很粗疏。本意只在提出问题，希望能引起讨论。不当之处，欢迎赐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