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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社会群体结构方面看，晚清社会仍按职业不同、地位尊卑，分成士、农、工、商四大群体。虽说每一个群体在社会经济、文化和观念的进步、变易中都有所变化，如士群已不单由科举应试的读书人构成，而是掺入了大量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培养的知识分子和留学生，据清政府学部统计，截止1909年，各省新式学堂的在校学生达1626720人（注：据学部三次奏报，从1907-1909年三年中，每年学堂和学生数为：1907年全国各省学校数为37888所，学生1024988人；1908年全国各省学校数为47995所，学生1300739人；1909年全国各省学校数缺，学生1626720人。见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纪事》，国立编译馆1935年版，第29页；31页；34页。）；农民特别是城市近郊的农村村民，因城市近代化而发生分化，有的流入城市成为苦力，有的改变经营方式而成为商贩；工界中一部份手工业者因破产而变为城市贫民，一部份则成为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晚清上海的产业工人虽来自于农民、无业游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等庞杂社会成员，但由手工业者转化而来的这部份，却构成了早期技术工人的主体（注：参见《上海通史》第5卷《晚清社会》第五章，第322页有关内容。），商人群体中，出现了为洋行服务的买办，一部份人则因投资近代工业而转化为工厂主。由于商业在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日见重要，晚清社会至迟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绅与商结合的新型群体-“绅商”。上述四民社会的变化，在东南地区都有明显的反映。
        必须指出，这种变化在辛亥以前还没有达到群体易位、尊卑有序破裂的程度。即使像“绅商”这个复合型的群体，“绅”仍列于“商”前，反映了经济实力雄厚的商人，不得不托庇于民间社会最高层的士绅而获得“体面商人”地位的事实。以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为例，总理严信厚、副总理周晋镳、毛祖模等，都以经商起家而成为实力雄厚的资本家，但同时又有清政府赐予的花翎顶戴和虚衔（注：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总理严信厚为花翎二品顶戴直隶待用道，副总理周晋镳为花翎二品顶戴指分江苏试用道，5名总董中除唐杰臣不详外，其余4名俱有二品或三品候选道、补用道的官衔；13名议员中，已知5名有官衔，其余均不详待考。见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7页。），“上传官府之德意，下达商贾之隐情”，周旋于官场、商界之间（注：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总理严信厚为花翎二品顶戴直隶待用道，副总理周晋镳为花翎二品顶戴指分江苏试用道，5名总董中除唐杰臣不详外，其余4名俱有二品或三品候选道、补用道的官衔；13名议员中，已知5名有官衔，其余均不详待考。见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江苏的张謇，人称“状元资本家”，可谓“绅商”典型。但他却申明自己是“言商仍向儒”，无怪后人为他作传时会说他“自士林出发，经过商贾又回到士林。”（注：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页。）在顶礼膜拜“皇帝爷”的时代，作为四民之首的“士”，虽然因科举废除而在社会价值观上有所异化，但传统的力量依旧“像梦魇一样拖累着近代中国社会迈进的步伐。”（注：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
        辛亥革命扫落了皇冠，赶走了皇帝爷，也就冲破了传统的社会群体结构。
        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商人地位由四民之末急遽上升。原先的“绅商”，随着民国临时政府“振兴实业”的政策倾斜和“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随着旧朝覆灭和“重农抑商”传统政策的破解，“绅”的一面逐渐淡化，“商”的独立一面渐趋增强，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以企业家或资本家的身份，获得了社会尊崇。仍以上海为例，1912年2月，由上海商务总会（其前身即上举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名的上海总商会，其主要领导人虽然仍属“绅商”型人物（注：以1918年届上海总商会的领导层为例，35名会董中属于绅商型的人物27名，占77.1%，见《上海总商会史》第245页。），但因清帝逊位而解除了束缚，便开始争取商界代言机构的地位。他们既要求在名份上实行官商平等行文，又在行动上倡建全国商会联合会，以民间商会代替前清时代以官控商的体制，反对政府苛捐杂税，为商民请命。1920年，上海总商会领导机构换届，一批受过新式教育、年轻的资本家、企业家进入领导层（注：1920年上海总商会董事会改组，工业资本家和银行家人数共14名，占35名会董总数的40%，见同上书，第246页。），“绅商”型人物占据领袖地位的历史终告结束，“绅商”的名称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从“四民之末”到托庇士绅而被视为“绅商”，这是社会进步中商人地位的异化；从“绅商”淡出社会历史舞台到新型企业家和资本家成为商的主体，这是社会大转折后商人地位的飙升。这就是辛亥前后社会群体结构变迁，在一个阶层上经历准备与转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见证。
        社会群体的结构性变化，在东南沿海城市中尤为明显。由近代工商业者形成的资产阶级，从事机器生产的产业工人和出卖劳动力的城市贫民，组成了新型的市民社会，人们再也不以“士农工商”作为社会群体分野的界别。即使在市民社会中，各个群体的构成，也与晚清时代有了明显变动：
        民国时代的商人，已经不再是由经营传统商业的行帮、业帮各商为主体，而是以经营洋布、洋百货、洋五金、西药、颜料等进口商品的新式商号为主体（注：参见《上海通史》第9卷《民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20-30年代，福建厦门的城市商业已形成品种较为齐全的规模，船头行业、寿板业、洋洗业、汽车业等都是从业人数颇多、资本额占优势的行业（注：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页。）。与新式商业及新式商人地位上升相适应，商人组织也从传统的行帮迅速向同业公会方向转化。
        商人中，原附丽于商界的近代工业企业和金融业的投资者，逐渐以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的身份脱颖而出，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主体。而从晚清时代出现的买办，到民国时代已经成了资本家阶级中令人注目的人物。买办商人在工商业的投资大都属于华资企业（注：参见《上海通史》第9卷《民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他们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中外商业交往网络，组成了资本家中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在晚清是难以想象的。
        晚清时代士群，到民国时代，不仅“士”的名称已逐渐消失，代之以“知识分子”这个新的称呼（注：参见拙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注释①。），而且他们已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作为一个独立群体的地位，成了依附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一个阶层。
        晚清时代的“工”，主要由从事各行业的手工业主和受雇于行东的雇员所构成。但民国时代的“工界”，习惯上多指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码头工人和各业雇员。其中，尤以产业工人构成了“工界”的主体。他们因受资本家剥削，既无恒产又生活艰难而处于社会底层，被指称为无产阶级。为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他们经常以多种方式与资本家作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市民社会中常见的紧张、动乱的因素之一。如果说，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缺乏如同西方那样的阶级意识和等级分野，那么，从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已经无可争辩地有了阶级和阶层的事实。由此，社会矛盾也由传统的地主与农民的斗争转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占主导地位了。
        值得注意的另一个变化，是由“臣”而“官”。由于君主政体被共和政体所取代，“臣”连同君臣观念丧失了存在基础。作为君主专制政治运作工具的“臣”，本是一群非专业化的士子科举入仕后所组成，而辛亥革命后的共和政府，则越来越依靠专业化人才担任各类职司实施运作。这样，“政治资源”的储备与流动，冲破了传统科举取仕的狭窄途径，从新型的社会群体乃至阶级阶层中获得了充分来源与流动活力。官员的出身成份多元化了，职业化了，阶级归属也比传统的“士”群显得明确清晰了。如果说“朝代国家”形态里的“臣”，是“士”的一个特殊类别，那么服务于“民族国家”形态里的政府官员，真正构成了一个专业化的职业性的官僚阶层。所以，由“臣”而“官”，既是传统的延续，又是辛亥革命后社会群体结构变迁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