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重刑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大多都重视对人性的研究，并且每每把人性论作为构建他们理论大厦的基石。在中国哲学史上，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但实质上又是相辅相通的人性学说：
    其一，性善论。以孟子为代表，主张“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6]。这即是说人先验地禀赋了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属性的萌芽，即善的动机，人的社会化过程不过是将人这个概念中内在的道德萌芽发展、衍化而为道德属性而已。显然，孟子是将人的道德属性定义为人性。
    其二，性恶论。以荀子为代表。荀子将人性定义为人的自然生理欲望，“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7]。人生而具有耳目声色等自然生理欲求，所以人必好利，必疾恶，由此必须导致争夺残杀。人的自然生理欲求中包含着恶的种子，而人性就是人自然的生理欲求，所以人性是恶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8]。
    在先秦人性论的研究中，商鞅关于人性特质的论断一直没有引起学人的关注。个中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商鞅不像荀、孟等人在其著述中专辟篇章系统、全面地诠释人性思想，商鞅关于人性方面的论断散见于其关于耕战等方面的文章中，今人需要进行一番钩沉爬梳的工作，才得以管窥其人性论；二是在法家学派中，古今学人往往以韩非为代表，商鞅思想的个性常常被遮掩。其实，《商君书》关于人性的剖析也是比较深刻的，试看下面的表述：
    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9]。
    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10]。
    商鞅的人性论可抽绎为“人性好利”，“利”有双重义项：一是人类自然生理欲求，二是人类社会欲求。其人性论在性质上，与荀子比较接近。商鞅和荀子一样，也注重从人类自然生理欲求方面探讨人的相近，而且在旨义上也是相同的。两人都认为人类的自然生理欲求是“生而有”的。此外，“人性好利”之“利”，在价值判断上，是一个贬义词，譬如，“生则计利，死则虑名”[12]。商鞅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原始动力就是人的自然生理欲求，即对利锲而不舍的孜孜追求。“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四旁无择也”[13]。即便是那些豹隐深山的隐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14]，实质上恰恰是在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博取名利。
    缘此，商鞅进而将人性论引入政治学领域，并将其视为“重刑主义”政治制度发生学方面的理论依据。《商君书·说民》篇云：“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乱。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基于“人性好利”这一逻辑起点，商鞅认为“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15]。在政治上奉行“重刑主义”法治原则，轻罪重罚，犯罪者即使得到微不足道的益处，也要受到严厉的制裁，从而使犯罪者蒙受几倍于犯罪所得的损失。权衡这种得与失，人们就不会再为蝇头小利而去以身试法，承受比本人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多几倍刑法惩治。因此，商鞅断言，在重刑立法原则之下，犯罪现象就会逐渐减少，乃至销声匿迹，从而进入“以刑去刑”的理想社会境界。与此相对，如果奉行“轻刑主义”，重罪轻罚，犯罪者通过践踏法律猎取巨额利益，但只受点轻微的刑罚惩治，即使扣除因受惩治而蒙受的损失，犯罪者本人从其行为中仍然可以获取巨大的利益。计算这种利弊得失，人们就会转而艳羡这种冒险所获取的利益而去以身试法。犯罪现象也就会如同大堤决口，一发而难以遏制，社会最终也就必将陷入因奉行“轻刑主义”而造成“以刑致刑”、天下大乱的局面中。因此，商鞅相信，乱世必须用重刑，倡行“重刑主义”，才是真正的“治之于其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