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倡行的“重刑主义”法学理论主要有三重内涵：
    1.“刑无等级”。法在根本意义上是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是国家意志的外现形式之一，这是法之“公”的特征所在。因此，法具有最高的权威，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功能，任何社会成员都不能置身于法外，凌驾于法之上。商鞅将这种法的普遍平等性原则概括为“壹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16]。这段论述集中反映了商鞅关于法之平等性思想。无论地位高低，上自卿相，下至庶民，不论是忠臣、孝子，也不论以前是否拥有显赫功勋，只要触犯刑法，一概绳之以法。法如衡器，公正不阿。《商君书·赏刑》篇特意罗列了两个史例来为“壹刑”原则寻找历史合理性。一是晋文公当众腰斩违犯王令的大臣颠颉；二是周公平叛，大义灭亲。“壹刑”原则后来对韩非思想的形成有所影响，“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 赏善不遗匹夫……”[17]。法既不包庇和迁就权贵们的违法行为，也不忽略对庶民百姓为国立功的奖赏。在法治社会中，最有智慧的也无法狡辩，最有勇力的人也不敢以身试法。不分贵贱亲疏，一断于法，这是商鞅“壹刑”之旨归。
    此外，商鞅还适度地提出了君王应守法的观点。尽管君王在立法、行政方面拥有无出其右的权力，但是，法律一经厘定，君王也应有恪守法律的义务。《商君书·君臣》篇说：“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身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他从言、行、事三维来论述君位与法的关系，“不听”与“不高”是君王对臣下违法行为应持的态度，“辩之”与“高之”是君王对臣下守法行为应持的态度，“不为”与“为之”则是君王自己对待法制应持的价值选择标准。不合乎法之精神的就应“不为”，合乎法之精神的则积极“为之”。这种制约君王的观念，植根于中国古代早期的民本意识。“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率天下，五伯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18]。商鞅于此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为天下位天下”。天下不是君王一姓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如果君王视天下为私有之物，必将最终被天下人所唾弃。只有像尧舜那样，以天下为公，为“天下人”利益而治天下，才真正洞察到了治国之要。“故公私之故，存亡之本也”[19]。这种朴素的民本意识，既是对奴隶社会“家天下”国家理论的否定，又是对西周末年以降民本主义思潮的昭扬。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商鞅倡行的“刑无等级”法学理论，仅仅是在法律上任何人不得例外，而所适用的法律在本质上却又是不平等的。他所主张的法的平等，实质上是不平等前提下的平等：
    其一，君王在现实政治中实际上具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尽管商鞅企求君王也应守法，但这仅仅只是理性之花絮，在现实中守不守法完全取决于君王个人的意志。由于封建政体客观上赋予了君王无所限制的权力，也就造就了君王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客观事实。当然，商鞅还不可能在理论上提出“刑君王”的思想，更不可能在司法上真正做到君王犯法，与庶民同罪。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只能做到除君王而外，“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一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囿于时代的局限，商鞅的法学理论在性质上还只是一种君王阴影笼罩下的法学理论。
    其二，商鞅的法学理论中存在着不少自相抵牾之处。“刑无等级”仍然是有等级之分的，商君之法实质上仍是等级法。商鞅变法在废除以血缘关系为根据的世卿世绿等级制的同时，又确立了以军功为原则的新兴等级制度。只要封建社会还存在着等级，就不可能不在事实上存在着法律特权。《商君书·境内》篇明确提出：“其狱法，高爵訾下爵级”，即爵位高的官吏有权审讯犯了罪的爵位较低的官吏，这实际上是一种司法权力上的不平等。此外，“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20]。二级以上有爵者犯了罪，可以用降级替代刑罚；一级爵位获得者犯了罪，可以用褫夺爵位的手段免除刑罚。这种“以爵抵罪”观点并非仅仅停留在形而上的思辩领域，后来深刻地影响了秦与秦朝的法律制度。秦简有“内公孙毋爵者当赎刑，得比公士赎耐不得？得比焉”[21]的记载，不仅有爵者享有赎刑特权，无爵的宗室子弟同样享有类似的法律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