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神鬼观虽然是其宇宙观和人生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又积淀了深厚的有关社会政治的历史内容，它既有对西周“敬天保民”、“天求民主”等进步思想的继承和绵延，又有对春秋以来，“夫民，神之主也”，“吉凶由人”等一系列唯物思想的光大与弘扬。可以说，西周春秋思想界普遍存在的重民轻神思潮，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孔子的神鬼观念，同时也是形成早期儒家人文精神的重要思想基础。孔子的神鬼观对后世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与强大的影响。其意义在于它代表了人类理性精神的觉醒，并由此而引发了古代中国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使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由原来依靠外在宗教力量来维持，转而通过以人类理性支配下的伦理道德精神的内在制衡来维持，从而为中国传统文化充实了更为浓厚的人文色彩和丰富的精神内容。
    一
    在孔子儒学思想产生前的西周春秋时代，中国古代思想经历了一个由“爰契我龟，曰止曰时”（《诗经·大雅·绵》）的由上帝神鬼主宰一切，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的重要转变过程，再由“天命靡常”，“保民而王”到“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的重要思想演进阶段。尽管这一由上帝至上到崇拜人文精神的嬗变是极为缓慢的，但它在思想领域里的发展和影响却愈来愈所向披靡，并逐渐形成春秋时代一股重要的政治思潮。孔子儒学正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产生的。
    周人自灭商以来，世界观和政治观就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最初只是一种直观的历史经验总结。在周人看来，“德”在政治上的大小、好坏、善恶、是天命转移的主要根据，因为上天是以“德”来“求民之主”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尚书·皋陶谟》）。德则民戴，否则民弃，上帝神鬼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作用是极有限的，而被统治的广大人民，才是政权能否“延命”的主宰。于是，从周初开始，政治思想家们从对至高无上的上帝神的绝对崇拜中得以解脱，而转移到对民的关注上来。统治者已认识到单一的重视上帝神鬼已不是进行精神统治的唯一有效手段，相反，绝大多数下层人民，才是政治活动所要围绕的中心。所以，《礼记·表记》中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周公一再告诫群臣子弟，要“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尚书·无逸》），“无康好逸豫”（《尚书·康诰》），还要体察民情，“知稼穑之艰难”，“知小民之依”（《尚书·无逸》）。对人民的疾苦忧患不可置之不理，应予以深切的关怀，要“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周公在《康诰》中反复强调“用康保民”，“用保乂民”，“应保殷民”，“惟民其康乂”，还有“裕民”、“民宁”、“蓄民”等等。他要求贵族统治者“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尚书·康诰》），使民安居乐业，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同时，周公还提出要把民作为自己的镜子，认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这些全新的政治见解对后来中国的政治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时期，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客观事实不断教训和提醒统治者，“民”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上帝神鬼的力量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起决定作用。教民敬神事君在专制稳固的一统天下是可以的，而面对列国的纷争，不断的战乱，纯以陈旧的神鬼宗教仪式作为统治的精神基础，未免离现实太远。于是，开明的政治家首先提出了民是神之主，先民而后神，神依民而行事，民和而神降之福的政治主张，比起周初的“敬天保民”、“克慎明德”来，又前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