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孔子的神鬼观在许多方面显示了与西周春秋时代正统上帝神鬼观的根本不同，它虽然保留了崇敬上帝鬼神的某些外在形式，但却脱离故有上帝神鬼观的羁绊，着意于现实的人事第一，伦理道德修养第一，以仁孝治天下，主张“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而不是“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孔子神鬼观既有对西周初期“用德”“和民”思想的继承与扬弃，又有对春秋以来“重民轻神”思想的光大与弘扬，从而使传统儒学的人文理性精神具有了征服大众的深远魅力，其进步性和积极性是显而易见的。
    三
    从孔子对西周春秋以来重民轻神思想的修正、改造和创新过程来看，孔子的神鬼观与前代相比，有以下几点重要进步。
    （一）孔子的神鬼观超越了西周春秋时代的上帝和祖先崇拜
    和殷商时代的上帝神鬼观相比，周人对上帝神鬼的信赖已经降温，开始了上帝与祖先并重的宗教时代。《诗经·大雅·文王之什》中说：“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唯新。有周丕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史记·封禅书》中说：“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这是周人和殷人相区别的一种新宗教，在这里，上帝被改良为一般的主宰神，而祖先却被同列于上帝周围，这就是周人的二元神论。这实际上是对上帝神的贬低而对人间神的提高。但是，孔子不仅很少谈论上帝神，而且也很少谈论祖先神，“然彼深信春秋时新兴之泛神论式之‘命’，以为一切均由‘命’定，是则显然为贵族统治者服务之新宗教理论。”[1]因之，孔子具有以“天命”取代神鬼主宰的重要思想倾向。孔子虽然漠视西周春秋以来的二元神论，却对祭祀上帝祖先的“礼”的形式非常重视。孔子重“礼”的目的并不是重神，而是重视“礼”的维护伦理道德的功用和社会政治功用。由于春秋时代“礼”的毁坏与颓丧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像孟僖子这样的大贵族都已“不能相礼”，孔子欲保存弘扬先王之道，以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他的“复礼”不是完全复辟故有祭祀神鬼的礼，而是力图恢复能代表集合西周以来的典章制度与伦理道德的“礼”，用以扭转春秋以来“礼坏乐崩”的社会政治局面。为此，孔子对于祭祀上帝祖先的“礼”采取了一种用而不迷，“祭如在”的形式主义态度。孔子所谓的“礼”无论从精神内容和形式仪态上讲都超越了西周春秋以来对上帝祖先顶礼膜拜的上古礼仪，而给“礼”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内容和形式。《论语·学而》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在这里，“礼”已不再是用于“敬神”，而是用于“和”人，用于节制那些任意泛滥而不受约束的人欲了。
    （二）孔子神鬼观超越了前代的所有束缚，而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道德认识境界
    春秋时代的民重神轻思想和孔子的神鬼观相比，仍没有超出对“神”的严重依赖，到孔子时，民与神已被完全分开，已不再有谁重谁轻的争论，因为这个问题早已解决，孔子面对的问题已完全是人的问题而不是神的问题了。所以，在孔子的认识和主张中，神开始依附于人，以为只有认识了人才能了解神，他回答子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便是明证。正如朱熹所说：“然非诚敬足以事人，则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则必不能反终而知所以死。盖幽明始终，初无二理，但学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昼夜者，死生之道也。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四书集注·论语注》）在这里，孔子对子路的回答，深刻表达了一种知始才能慎终的道理，这个道理的中心思想就是事神之理是为事人之理服务的，不为事人，则何须事神？因为只有“慎终追远”，才能达于“民德归厚”的道德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