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之前，尚无完全摆脱渗透着上帝神鬼主宰的天命意识，而孔子的天命观和西周春秋的“天命”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它已摆脱了渗透着上帝神鬼制约的历史命运，成为一个完全由人的理念支配的哲学命题。所以，我们很难从孔子“天命”思想中看到上帝鬼神有多少作用和地位，相反，看到的只是孔子对宇宙与社会规律的朦胧感悟和对其运作路线与方式的无奈和不解。
    与孔子天命思想相反，墨子的“天命”思想就充满了对上帝神鬼的依赖。《墨子》的《天志》《明鬼》诸篇明显带有这种将“天命”或“天志”与上帝鬼神等同的认识，其目的是要人们相信上帝神鬼能“赏善罚恶”，“赏贤罚暴”。墨子认为“赏善罚恶”，“赏贤罚暴”就是天的意志。《墨子·天志上》中说：“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我为天之所欲，天亦为我所欲。”“故富且贵者，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此顺天意而得赏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总之，墨子的“天命”思想具有一种神明在上，断不可欺的迷信成份在内。孔子并不像墨子那样认为一切都必须顺从天意的安排，虽然他也有“畏天命”的思想，但仍具有比墨子认识更深刻的一面。因为孔子不认为做好事、做仁人就一定能获得好报，像墨子所说的那样，获得天鬼的奖赏。孔子一生不知疲倦地讲“仁爱”，做“仁人”知其不可而为之，始终得不到当政者的信任和重用，为了传播道义和理想，他窘困于陈蔡，见逐于楚卫，对此，夫子的结论也只能是一句无可奈何的感叹：“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弟子伯牛害了重病，孔子前去探望，“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我们看到，孔子常常把不能办成的大事，发生了的不幸的大事，对自身不利的外在诸因素，都看成是天命的安排，而不认为是上帝鬼神的“惩罚”或“降灾”。因之，孔子的“天命”观和其“天道”观一样，理性的色彩多于非理性的色彩，注重客观规律的作用，胜过于注重上帝神鬼的作用，和墨子的天命神鬼观是完全不同的。
    孔子反对一味迷信神鬼的思维方式，指责“非其鬼而祭之，滔也。”（《论语·为政》）“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在那个时代带有一种全新的思想气象，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强烈的震撼。这首先表现在墨家一派对孔子儒学中轻视神鬼思想的激烈抨击上。墨子本人即对孔子漠视神鬼表示了不满。他说：“儒者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悦，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篇》）墨子认为“天鬼”是主宰和赏罚人间善恶的巨大外在力量，是人力所不可抗拒的，儒家一派不敬事鬼神，是导致人心不古、天下混乱的主要根源。墨子以为不信“神鬼”有赏善罚恶的能力，人们就无有恐惧之心，就会为所欲为，做出许多危害天下的事。墨家的明鬼敬神就是想通过这种“神道设教”的作用来匡治天下，使人们能有所恐惧，有所节制，不至于任欲妄为。墨子的这一主张，道出了神鬼宗教思想的某些重要社会价值，因为宗教信仰和道德良知在某种意义上既是我们每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所需要依赖的精神上的保险索和安全阀。所不同的是，墨子想借助上帝鬼神的力量，以宗教迷信的方式来锻造这个保险索与安全阀；而孔子则想唤起人类的良知，于人性的胚基中，通过注入仁爱，提倡孝敬，遵循礼教等后天的教化，在人们的灵魂深入牢固地设置起这个保险索和安全阀。孔子抛弃了那种只想通过肤浅的、低层次的迷信恐吓来达到人人自觉遵守社会道德和秩序的简单想法。可见墨子的方法不过是治末，而孔子的方法则是务本。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孔子不推崇对上帝鬼神的一味迷信，主张以改造人性为本，注重用人类的修养良知来主导人的伦理道德意识，相对于上古时代借助上帝鬼神而进行的道德说教和野蛮统治，无疑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进步。可以说孔子对西周春秋以来重民轻神的上帝神鬼观的重大创新和改造，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神鬼的认识观念，而且还由此而引发了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上的思想革命。孔子在这场不自觉的伟大革命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对上帝神鬼的盲从迷信，而主张以现实世界的一切为关注的对象，对于神鬼，对于人死后的另一个世界则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孔子最关心的问题是对人们伦理道德精神的培养，并把它看成是“为政”的根本，治理国家的中心问题，力图从前代敬神事鬼的治国模式中摆脱出来，以确立一种修齐治平的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