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随国贤臣季梁曾对随侯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左传·桓公六年》）这说明人民生活的安定幸福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宋公要用人祭，司马子鱼谏争曰：“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左传·僖公十九年》）周景王铸大钱，搜刮民财，单襄公说：“绝民用而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横污也，其竭也无日矣。若民离而财匮，灾至而备亡，王其若之何？”（《国语·周语下》）虽然这些思想还不能算作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也不是当时统治思想的主流，但它通过对“民”、“神”地位的倒置，已极大地冲击了正统的上帝神鬼观；虽未公开向过去的上帝神鬼观宣战，并完全否定上帝神鬼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但也认识到人民已不是上帝神鬼的附庸，人民的愿望和向往，是真正代表神的意志的，没有民就无从去谈论神。于是，在这个时代的政治语汇里也就有了诸如“抚民”、“亲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以德和民”等政治主张。以为对待民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固，而且还决定着国家的兴亡。思想家指责那些“困民之主”不过是自掘坟墓，甚至认为人民赶暴君下台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春秋思想家师旷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丛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左传·襄公十四年》）因之，从虢国史嚣的“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邾文公的“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传·文公十三年》）到东周太史过的“吉凶由人”等清醒理智的政治宏论中，已能听到即将来临的先秦儒学的脚步声。
    西周春秋重民轻神的唯物主义政治思潮，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正气和进步力量，孔子作为春秋后期这一政治思潮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不仅使其创立的儒学思想深受其影响，并在推动、发展、深化这一精神思想中也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
    虽然我们认为，孔子是西周春秋以来“敬天保民”、“重民轻神”、“宽仁厚德”政治理想的极力倡导者，并汲取了自周公，季梁、司马子鱼、邾文公、子产到史嚣以来的进步思想，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即是这一精神余脉的延续和扩展。但这些并不足以证明孔子是一位无神论者。因为孔子的神鬼观并没有建立在对上帝神鬼彻底否定的理论之上，也没有同其做断然的决裂，而是采取了一种“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这说明早期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子的思想尚未从上古巫风文化的影响中完全摆脱出来。孔子仍旧赞扬古代先王对上帝鬼神的孝敬精神。《论语·泰伯篇》中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而且在孔子大力推崇的周代礼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与祭祀上帝鬼神有关，孔子甚至认为，“禘”祭的好坏或合乎礼的精神与否，与政治的关系极大。“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可见，孔子并不彻底否定上帝鬼神在人们政治信仰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在他的“礼”治思想中表现的尤为充分。但孔子讲神鬼，决不是在讲迷信，而是把神鬼的作用始终限制在政治信念的象征意义和礼制仪式的范畴中，除非关系到“禘”礼这些祭祀上帝先王的场合，孔子是不轻易谈论鬼神的。这说明孔子对于上帝鬼神的存在，保持着一种“信”而不迷的严肃态度。（“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篇》）
    孔子对神鬼的认识和西周春秋时期的神鬼观相比，其最大的不同是已开始用一种新的思想理念来逐步取代对上帝神鬼的绝对信赖。这就是他的“天命”思想。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人类往往把自己所不能认识和把握的那部分自然与社会存在都归之于天命的安排。天命观的产生，比之于上帝神鬼观来，带有更多的理性思维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