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晚清文化遗民的形态
    1.“万人如海一身藏”--道德的自我完成--文化遗民情结表现形态之一
    对现实的无奈和不满，逃避当然是一种消极的办法，但在中国历史上愤而归隐，不与现实的统治者合作的所谓“幽人”、“逸民”却不乏其例。如：商朝末期的姜太公、伯夷、叔齐；春秋时期的介之推；战国时期的段干木；秦末汉初的圯上老人；南朝时期的陶弘景；东晋末期的陶渊明；元朝末期的刘基、刘冕、宋濂等等。他们中间的有些人是由于政治黑暗，世道混乱，或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异族征服者，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愤然走上了归隐的道路；有些是由于理想、信念或道德伦理观念与现实不合，为了表示自己的一种气节而归隐；还有的是由于官场屡经坎坷，或不愿受官场的拘束，生性淡泊，或欲正面求官而不能，遂改走“终南捷径”而归隐。这种归隐之道遂成为中国文人传统的解脱之道，但其归隐的目的和出发点显然是不同的。作为易代之际文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晚清文人们却从这种归隐中得到了相同的启示。在前人走过的这种人生模式里，他们在摸索、寻找着理解现实、改变现实的途径。“海藏楼”中的郑孝胥以及沈曾植、陈三立、林琴南等晚清遗民从一开始就做着这方面的努力。
    所不同的是，晚清遗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他们的前辈遗民所从未经历过的大变革时代，如果说历代遗民所经历的是一种改朝换代的痛苦，那么晚清遗民决不仅仅如此，他们所遭变的是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崩溃的折磨。从政治意义上说，文人内部也有了分化，在社会大潮中，他们把自己分属于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营垒，维新与革命、保守与激进、拥护帝制与主张共和标志出他们不同的政治主张。但在文化立场上，无论持有激进主张还是保守态度，文人们似乎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共同承载着时代带给他们的真实痛苦，抒发对自己悲剧命运的慨叹。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他们经历了安定社会中人们难以想象的荣辱生死，世事波涛，极度的激昂亢奋和至深的幽愤悲苦消磨着他们的生命。在磨难和痛苦之中，他们体尝着壮志难酬的悲哀，其作品因而也显示出一种饱经风霜的心灵疲惫和苍凉萧索的悲怜情怀。守旧的文人们只能退出人海，远离喧嚣，在茶酒之余，互相唱和，无可奈何地默默体认时代的痛苦。在这种情感体验的过程中，他们有对旧王朝的眷恋，有对传统文化衰亡的哀叹，有对自己生不逢时、壮志难酬的叹息，但不管是哪种心态，他们在自己的行动上都无法有所作为，除了哀叹便只有“等待”，等待时机的来临，并在等待之中保持一种遗民的节操。因此，他们在这种情感困惑中的行为永远是消极的，他缺乏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可以认为，他们这一群体在迷茫之中所找到的退路，依然还只是当传统秩序解体之际所寻找到的一种心理安顿的方式，在这个精神的庇护所里去实现道德的自我完成。
    在易代之际这一特殊的历史境遇里，遗民们的“等待”首先是一种“期待”，他们期待着恢复时机的来临，期待着理想现实的最终实现，哪怕是渺茫的一丝希望也会成为他们生命的一种支撑。然而，随着等待时间的延续，自然会产生一种时间的焦虑。尤其是晚清遗民，他们看到社会局势的发展似乎无可挽回，恢复的时机也转瞬即逝，可怕的现实越来越使他们感觉到本来还存有一线希望的期待已近乎绝望。于是这种时间的焦虑倒还减去了一种期待的痛苦而变得更加具体化了，沉甸甸的“疼痛”已明晰地变成了现实。“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也许在梦里他们也无法找到片刻的宁静。他们的远离喧嚣、藏身归隐，其意义也愈加明确起来，既然期待无望，保持自身的“贞洁”便是留下的最后一条出路，实现道德的自我完成也就成了他们生存意义的唯一寄托。从这里我们看到，时局的发展，时间的推移，无情地剥夺了晚清遗民生存的意义，他不仅仅使他们的“期待”落空，而且使其生存依据虚化，这种残酷的道德处境，使晚清遗民仅具个性化意义的道德自律选择染上了浓浓的时代悲剧色彩。
    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郑孝胥来到武昌，寓居汉口，主办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兼办汉口铁路学堂，这年的8月7日，他的一首诗作毫不隐晦地道出了他那种无所适从的迷茫：
    扁舟载儿女，何处是吾家。楚客愁千斛，江天秋一涯。地偏聊可避，计拙末为差。枯树门前倚，沉吟待暮鸦。[1]
    这种心态在他的心头弥漫开来，一天比一天浓厚，心情也一天比一天沉重：
    驻颜却老竟无方，被发缨冠亦太狂。归死未甘同泯泯，言愁始欲对茫茫。孤云万族身安托，落日扁舟世可忘。从此湖山换兵柄，肯教部曲识蕲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