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郑孝胥和晚清文化遗民的归宿
    遗民可以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可以选择自己的价值立场，但无法选择“历史”的安排。就遗民的归宿而言，从整体上讲他们都属于旧朝、旧代和旧文化，随着新朝的建立和新文化的兴起，他们迟早会被淹没其中或被同化或在时间的流逝中被逐渐剥蚀而永远成为新政治文化环境中的历史陈迹。因此，对遗民归宿问题的探讨必须与时空因素联系起来，当我们回到每一代遗民特定的生存时空之中时，我们发现他们在不同时空里都拥有一个相同的特性，那就是时间使他们找到了同一个归宿，换句话说，“遗民现象”归根结底是一个“时间现象”，是时间让移民感受到了痛苦与焦虑，是时间让遗民命运变得悲怆凄凉，是时间为遗民安排好了最终归宿。在易代之际，遗民们等待时机，而时间的飞速流逝，恢复时机的终不可待，使他们最终在焦急的时间等待中希望破灭。“易代”完成之后，遗民社会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拥有着一种特殊的品性，而这种品性正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在时间里遗民的精神意志下断的得到消耗，生命本身也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流失，遗民现象系于这一特殊群体并与此一群体相始终。至于遗民后代能否“继志述事”是事关遗民生存意义的重要问题，而遗民品性的不世袭性又使遗民现象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凝固起来，他不再随时间的推移而顺延，遗民终是“孑遗”之民。钱穆先生就曾针对遗民的世袭问题论述过遗民现象的这种时间性，他说：
    弃身草野，不登宦列，惟先朝遗老之及身而止。其历世不屈者则殊少。既已国亡政夺，光复无机，潜移默运，虽以诸老之抵死支撑，而其亲党子姓，终不免折而屈膝奴颜于异族之前。此亦情势之至可悲而可畏者。[11]（p.71）
    “至可悲而可畏者”是对遗民命运的一种总结和概括，只要是遗民都难以逃脱这种尴尬的道德处境和凄凉的命运安排。在时间里，我们看到了遗民们相同的处境和相同的归宿。
    然而，具体而言，由于遗民表现形态的差异，由于他们政治、文化立场的变化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同，在不同的遗民那里也会有不同的取舍。晚清遗民社会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加速了传统文化的演变，在遗民的内心深处不断的留下创伤和阴影。政治大转型的“困境”又不断的唤起文人们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政治和文化上的双重危机是那样深重地困扰着这些集几千年传统于一身的末代中国文人。他们慌慌张张地寻找着摆脱困境的出路，在寻找出路的方式、方法上，与前辈文人相比，虽然他们没有更多的创造，但内容有了改变，形式有了变化，面临选择时内心矛盾也更为复杂，文化遗民的心态是如此一种难舍难分的心理情结，使晚清文化遗民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同这种既已衰落的旧文化紧紧的拴在了一起，并同它一起走到了尽头。在旧文化的夕照余辉里，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守住着那最后的家园，在被越挤越小、越守越窄的精神天地里，找到了自己的最终归宿。如果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比作一位穿越中国历史长河的老人，那么，在晚清社会里，当这位老人既已衰亡奄奄一息的时候，晚清文化遗民则是老人灵魂的象征，它抗拒、它挣扎，它是如此留恋这个世界，弥留之际的情形是那样的悲惨、凄凉，令人“震撼”！然而，新时代的来临毕竟不可抗拒，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当新文化的曙光将要升起的时候，在这一束曙光里，我们似乎看到了那位老人不肯离去的身影和它最后被淹没的情形。在旧文化的丧声中，晚清文化遗民也找到了自己相应的归宿。
    1.隐逸逃禅--自生自灭
    “良友飘零何处边，近闻结伴已逃禅”（《归庄集》第1卷）。遗民选择逃禅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和人生归宿在明代就很盛行，邵廷采《明遗民所知传》说：”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12]（p.212）在乱世之际，处于人间政治伦理之外的“空门”不失为遗民逃生的一个良好出处，虽然在选择之时也实在是迫于一种无奈并时时伴随着某种痛苦，但于佛门之中所寻求到的那种精神的超越对遗民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尤其是在晚清社会那个政治、文化激烈动荡的环境里，文化遗民失去了心中的那份“神圣”，失去了精神的支撑和信仰，饱经沧桑，历经磨难，茫茫之中无以自处。在超越凡尘的空门里，生活的磨难，感情的挫折，命运的悲剧，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得到了升华，飘零的灵魂也终于找到了归宿。于是，“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著浮身”的苏曼殊最后走上了诗僧之路，1918年，当他身穿袈裟离世而去的时候，另一位天才诗人、艺术家李叔同也步入空门，充满神秘传奇色彩的那位高僧八指头陀更是坚定信念托身于佛门净土。他们以出家苦行来回应着社会的动荡和巨变，以超现实、超理性的感悟来为苦难的时代阐释着生命的意义。只缘无家，所以出家，就文化遗民心态而言，无家可归的困惑来自于文化传统的失落，在一种即已更新的文化环境里，来到一个充满残酷的陌生世界，他们好像是被家抛弃、流落乱世的游子，寻找着信仰，也寻找着家园，而禅与诗的那种契合与感悟，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竞成为晚清文人们一份独特的生命体验，禅与诗一样，已成为他们精神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