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激进的民主主义代表陈独秀转向社会主义。1915年他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将人权说、进化论与社会主义三事并列。即以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视为近世文明，特别指出欧洲在民主革命中把旧有制度破坏殆尽，唯残存财产的私有制，形成今日的社会不平等。还是一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民主者，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提倡近世最革命的社会主义学说，他回答说，中国的产业未兴，所以中国“似可后于欧洲。”〔10〕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陈独秀组织共产党，除为争取中国实现独立与统一，还为“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11〕。陈独秀此时已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所宣传的社会主义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异趣，在对待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也与孙中山不同。
    陈独秀提出，中国革命“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12〕。在第一段的革命争斗中，无产阶级只是“援助民主革命”，待民主革命胜利，“无产阶级虽可以得着些自由与权利，然而不能得着完全解放。”民主派胜利后，就立即会“变成大资产阶级，而与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关系依然存在。”〔13〕鉴于“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个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 Re-volution）的时代是已经成熟了”〔14〕。
    在革命的第一段里，陈独秀没有提出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更没有提夺取政权的任务。1925年他在答复研究系机关报《时事新报》所制造的谣言时指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我们还敢说：即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15〕。
    但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已不允许他这样做。苏俄自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派系斗争中逐渐站稳了脚跟，随着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国际共运则刻上了斯大林的印记。1926年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指出：“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是极其软弱的，他们比之一九○五年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更软弱无比……中国革命倡导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中国农民领袖的作用，必不可免地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指出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大体上将类似我们在一九○五年所说的那种政权，即像无产阶级和人民民主专政之类的东西……这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16〕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意见，与陈独秀针锋相对。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简称“七大”）所作的《中国问题决议》，贯彻了斯大林的精神。决议说：“中国革命的结果，不一定造成使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而将成为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权独裁制的国家。它将成为过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时期中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17〕中国党是其下属的一个支部，必须贯彻执行国际的决议。陈独秀开始不以为然，经人指出这“等于不了解这一决议”。于是中共政治局“讨论与辩论”这个决议。终于检讨过去“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并视之为不可违反的“革命铁律”。今必须无条件扭转，填平鸿沟，承认形势已发展到超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以上，必须“抓住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两步并作一步行。
    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由城市转向农村，这时期的代表人物，当推毛泽东。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论述不多，但他坚信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对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处理上，自有其独到之处。他说：“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18〕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文中说的，是针对以三民主义包括一切的“一次革命论”说的。他驳斥以三民主义包办一切是“左”倾空谈，“其用心亦良苦矣，‘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毛泽东论述“新民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他说：“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领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成长和俄国革命的影响”。
    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与陈独秀所说的第一段革命是不同的。陈独秀所说第一段革命中，无产阶级是追随资产阶级，与自己的敌人作斗争。陈独秀设想在第一段与第二段之间，有一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毛泽东说“这是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但无如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
    毛泽东阐释革命的两步是：“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他说：“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期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但他又说：“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者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为什么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可以囊括民主主义，指导民主革命？他说：“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并说拒绝共产主义指导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国就会亡国”。因此“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
    1949年初，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中共于三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第二阶段的任务是“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一原则以后为宪法所规定。当时已非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了，已有苏联老大哥的榜样。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间横着一个前者转入后者之革命的转变时期。”后统称“过渡时期”。孙中山明确否定有任何过渡；列宁、陈独秀、斯大林、毛泽东等，多以自己的气质与才识来诠释、设想、实践这过渡时期。他们的方案与实绩，均已载入史册。列宁当年称孙中山有民粹主义色彩，他评述：“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也就在于，中国民主主义者诚恳地同情于欧洲的社会主义，将它改造成反动的理论，并且根据这种预防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实行纯粹资本主义的、最大限度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19〕从总体上看，农业国的社会主义者，似乎都涂有民粹色彩，是否都具有这样的辩证关系，则有待总结研究，有些问题是需要经过历史的检验以至再检验才能分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