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革命”的世纪特征是什么？
    这个问题仍要追溯我国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孙中山1894年组织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该会成立之初，尚不具革命性质，迄翌年发动广州武装起义，才具革命的性质。但他们仍不敢用“革命”的名词。据冯自由说：“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辞。及乙未九月（1895年10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20〕1902年，梁启超对此作出了反应，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释革》〔21〕一文，他说：“革也者，含有英语之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Ref-orm者，因其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如英国国会1832年之Revolution 是也。日本人译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底处掀翻之，而制造一新世界，如法国1789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革命’二字，非确译也。‘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在《书》曰：‘革殷受命’。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是当Revolution之意也。……即以政治论，有不必易姓而不得不谓之Revolution者，亦有屡经易姓而仍不得谓之Revolution者。今以‘革命’译Revolution，遂使天下士君子构墟于字面，以为谈及此意，则必与现王朝一人一姓为敌，因避之若将浼己。而彼凭权借势者，亦将曰是不利于我也，相与窒遏之，摧锄之，使一国不能顺应于世界大势以自存。若是者皆名不正言不顺之为害者也。”梁启超以为，把Revolution专用于王者易姓，徒增改革者与当权者之间的对立，甚至引起内战，“使一国不能顺应于世界大势以自存”。他说“君主有顺此风潮者，则优而容之，有逆此风潮者，则锄而去之”。这正是梁启超与“海内识者纵论‘革’义”的目的。但革命者不同意他的意见，不久彼此则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不过梁启超强调：“‘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之公例也”，“必一变其群治之情状，而使幡然有以异于昔日”。这种变革，“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这样理解却是可取的。但他说，“又见乎1789年法国之大变革，尝馘其王，刈其贵族，流血遍国内也，益以为所谓Rev-olution者必当如是。于是近今泰西文明思想上所谓以仁易暴之Revolu-tion，与中国前古野蛮争斗界所谓以暴易暴之革命，遂变为同一之名词。”在中国的数千年历史上，这样的革命不啻百数十姓；“只能谓之数十盗贼之争夺，不能谓之一国国民之变革”。这不过是“一二竖子授受于上，百十狐兔冲突于下，而遂足以冒此文明崇高尚之美名也。故妄以革命译此义，而使天下读者认仁为暴，认群为独，认公为私”。他说在西方的历史上， 王朝更替不下数万， 能称得上“革命”的只有1866年英国的“光荣革命”，1775年美国的独立，以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几次“革命”都改变了该国的“群治情状”，不仅仅是易姓。
    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东方杂志》于11月即发表文章，称这次起义为“革命战争”，是国民要求政治改革所采用的非常手段--内战。并把内战分为“争夺统治权”的内战与“转移统治权”的内战。前者为争夺王位，后者是把统治权转移给国民。中国以往专制相承，国民无立宪共和之观念，故革命发生，“无不以王位为其目的物……自欧美之政治思想输入以来，久苦于专制之国民，乃勃起而欢迎之……，而革命之意义亦大变其本来，几若专为推翻专制政府改建立宪共和政体之标志”。《东方杂志》称武昌起义“纯乎为转移统治权之政治战争”。列为西方文明思想之所谓“以仁易暴”。时值“辛亥”，作者则引谶纬之说与《诗经》注疏加以印证：“后世谶纬之说，以革命为君臣尅贼之义，又称辛亥为革命年。《诗》疏则云亥为革命。本年革命之举，适为辛亥；而洪杨之难，亦作于辛亥，与《诗》疏及谶纬家言巧相符合”〔22〕。可见革命在20世纪是一种时尚或潮流。
    随着社会主义思想输入的是一种社会革命论，对我20世纪的中国影响尤大。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机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3〕。马克思也指出欧洲曾有两次“革命”：“在1648年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同盟……；在1879年，资产阶级是和人民结成同盟”。他说这两次革命（1775年的美国独立不计在内）不仅是英国与法国的、而是欧洲的。“它们宣告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24〕上述梁启超《释革》中所谈的意见，多半是综合西方时行的观点，其基本精神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相符。不过对欧洲的两次“革命”事件，却各有选择。1879年的法国革命是一致的，唯对英国历史上的“革命”事件，马克思所指为1648年克伦威尔率军再次逮捕英国国王，下议院宣布英国为共和国，判国王叛国而斩首的一次为“革命”。梁启超则按资产阶级史家所公认的1688年的政变称“革命”。彼此的着眼点有所不同。梁启超等人着眼于事件的改良特征，马克思则强调其人民性和彻底性。但两者均着眼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25〕，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政权的阶级归属则与之相适应。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对此曾有如下表述：“马克思则证明了……在一切不同的和复杂的政治事件中，中心问题始终是社会的这些或那些阶级争取社会上、政治上的统治，始终是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而新兴的阶级要获取统治”〔26〕。
    当地区历史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通过近代生产方式折射到落后地区，尤其是被工业民族征服的农业民族地区，更是刺激了该地区的革命运动。
    列宁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中，发现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偶然出现了两个政权同时存在，即在临时政府（资产阶级政权）之外，又有一个工农代表苏维埃。则立即修改旧有的革命公式，提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指出这个新型的政权“直接依靠革命的夺取，依靠下面人民群众的创举，而不依靠集中的国家政权颁布的法律”〔27〕。并比附为1871年巴黎公社同一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