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革命的新诠释,与中国传统“革命”的内涵巧相吻合,并使之涂上社会革命的色彩,很快为中国革命者接受了。原信仰无政府主义,主张以温和的方式“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28〕,即不主张流血革命的毛泽东,1920年经蔡和森由法国转来“俄国方式的革命”,于是放弃了固有的主义。 当时蔡留学法国,在十月革命胜利鼓舞下,自称“极端马克思派”,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1921年初,蔡与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他认为专恃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专恃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拟恃此综合观点,在中国实行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蔡的思想颇具时代的代表性,值得转述。他说:“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因为交通发达的结果,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我们恐怕免不了社会革命的命运。……纵然革命的经济条件、生产条件不具足……但使得群众一旦觉悟与其为盗贼土匪流氓痞子而饿死……毋宁为革命而战死”〔29〕。蔡和森在此所说的社会革命,已非马克思主义,而是被列宁修改了的革命运动。这种思想为当时激进青年所普遍接受。陈独秀对蔡提出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没有表态,只是对“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谈了自己的意见。指出:马克思既“主张人为的革命说”,又主张类似自然进化的唯物史观,“不免自相矛盾”。如何解决此“矛盾”?他说:“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主张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指出唯物史观不只“含着自然进化的意义”,其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变化而变化的”。因此,陈独秀强调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在第(一)(二)教训里面,我们固然不能忘了自然进化的法则,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人类确有利用自然法则来征服自然的事实,所以我们在第(三)教训中可以学得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30〕。他说他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矛盾了。这是针对蔡的理解而发的。 陈独秀所主张的革命,和他所倡导的革命,是承认社会进化导致革命,不以政权为革命的根本问题。他说:“革命即是社会组织进化过程中之顿变现象,则革命必以不违反进化社会组织为条件。”〔31〕他说:“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意,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32〕。又说:“倘若革命后没有新的制度出现,那只算是捣乱、争权利、土匪内乱,不配冒用革命这个神圣的名称”〔33〕。 陈独秀的这种革命观,终不见容于大革命时代,诚如蔡和森所言,属“染有中产阶级色彩的思想家和被中产阶级学说、教育、势力薰坏的改造家”〔34〕。1928年蔡和森批判陈独秀主义为机会主义,说它“对于革命的动力的估量不正确,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忽视农民的重要,而偏向与资产阶级联盟……总括一句,这是‘二次革命论’。中国原始的孟什维克倾向”〔35〕。 此后的代表人物毛泽东,继续发挥列宁的论据:“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36〕毛泽东的特色是明确提出革命促进化,“抓革命,促生产”,就是他提出的有名口号。他阐释道:“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不是先有充分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37〕 马克思在1850年提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38〕,1905年列宁则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39〕。20世纪的中国,几乎都沉浸在沸腾的“节日”里。60年代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使这“节日”的规模与深度达到登峰造极。物极必返,70年代后期中止了这一局面,但这种倾向的惯性,仍不能就此戛然而止。却也进入反思阶段。举国上下陷入沉思中,民族在思考:一个文明古国在地区发展不平衡规律中落伍后,该怎样冷静对待?如何处理外来的革命浪潮?社会革命应由社会转型而引发,抑或政权转移促使社会转型? 在反思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只要能冷静思考,求实总结,“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40〕则必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一位近代思想家这样说:“其实人类进化史,它始终很冷静的走着它前进的道路,此时它并未意图走向天国,也不是走向毁灭坠落深渊。对于人们自己由虚幻的希望欢喜而来之失望悲哀,它不负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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