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结论
    兹将本文所论作一简要的总结如下：
    第一，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城市有显著扩大。这个扩大同时表现为城市地域范围的扩展与城市人口的增加。
    第二，苏州城市变化的主要趋势，是城市从府城内扩大到城厢附郭和郊区市镇，从而形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
    第三，苏州城市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城市工业的发展。城市工业的发展，并非单纯的府城工业向外转移，而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的合理的地域分工。
    第四，经过这三个世纪的发展，到了清代中期，城市工业在苏州地区经济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苏州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城市。
    从上可见，明清苏州城市变化所表现出来的趋势，非常有异于傅衣凌先生所指出的以“开封型城市”为代表的传统城市。因此苏州城市变化所代表的，确实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另外一种方向，即宫崎市定氏所指出的由政治城市和商业城市逐渐变化为工业城市的方向。两位前贤早在几十年前就已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是非常有眼力的。此外，用城市地理学的眼光来看，明清苏州的城市变化也体现了若干现代城市发展的特征，因此可以说具有某种“超前性”。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明清苏州城市变化与近代欧美城市发展有相似之处。当然我们也应强调：即使是在江南，苏州的城市发展也并非唯一的发展方式。例如苏州城市发展与那种“新兴工商业市镇型城市”的发展之间，就有颇大差异。相对而言，在江南各种类型的城市发展中，与苏州最为相近的是杭州，因此傅先生把这种类型的城市发展称为“苏杭型城市”发展是非常恰当的。
    （169）宫崎市定：《明清时代の苏州と轻工业の发达》（刊于《东方学》第2辑）。
    （170）苏州档案馆藏《吴县丝织业同业公会致总商会函》（转引自王卫平：《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
    （171）苏州的踹匠与染匠都是直接从事踹、染工作的专业工匠，大多来自外地。在踹染作业中，除了这些专业工匠之外，还需有相当数量的辅助人手。虽然没有关于这些辅助人手数量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从1930年代前中期江南榨油业中的有关情况来对此作一推测。据1986年我采访居住在桐乡县石门镇原油坊主毛乐庐时所作的记录，当时他所经营的一个中型农村油坊（“乡作车”），共有工作人员46-49人，其中专业工匠（即油博士，其地位与踹坊和染坊中的踹染匠相似）8人，占全部工作人员的17％。此外的生产人员还有管作朝奉、大伙、小伙、牛倌等，合起来共24人，占全部工作人员的50％。余下的33％为管理、供销、辅助人员（参阅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137页）。踹染坊中的情况当然不会与此完全一致，但是在专业工匠之外还有大量的辅助人手和管理人员，则是可以肯定的。
    （172）官营织机的操作人手，明代平均每机4.2人，清代则为3.8人。民间织机的平均人数要少些，从对清末南京丝织业的调查来看，大约以2人为多（见范金民与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第227页）。不过后一数字大约只是指织工人数。1913年苏州开业的帐房有57家，支配机户近1，000家，共有织机1，524台，使用男女工徒7，681人（民国《吴县志》卷51）。因此平均每机使用工人5人。
    （173）前引万历二十九年曹时聘说：苏州“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坊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可见明代后期苏州从事丝织品染色的工匠人数众多，与织工人数相近。
    （174）像清代中期的南京城内，专设有机店、梭店、子络梭竹器店等，“储材待乏”，为“织户之附庸”（陈作霖：《凤麓小志》记机业第七）。
    （175）根据后人的统计，乾隆时府城内约有织机12，000余部，从业者约10万人。其中从事机织者2万人，从事牵经者3万人，从事掉经掉纬者3万人，其余为在经行、丝行、染坊、炼绢坊、制机具工等工作的人员。此外还有从事丝绸贸易者约1万人（《东西商报苏州市情》，转引自王卫平：《明清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
    （176）许涤新与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05页；徐新吾：《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37、540页；王卫平：《明清江南地区城市史研究》，第73页。
    （177）王卫平：《明清江南地区城市史研究》，第63页。
    （178）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苏州市志》，第1-128页。
    （179）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