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为冷战的爆发提供了条件；而美苏两国的国家大战略之间的激烈碰撞，以及它们依据各自国家的大战略而制定的对外政策，则最终使冷战未能避免。（注：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在冷战爆发中的作用，是学术界探讨的课题之一。概括地说，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西欧对美国对苏联在欧洲构成的军事威胁漠然视之感到不安，并最终成功地说服美国直接介入到欧洲的事务当中，因此美国是由于被“邀请”而不是由于它的主动扩张而获得了一个“帝国”。参见Robert Frazier,Did Britain Start the Cold War?Historical Journal,Vol.27,1984,pp.715-27;Geir Lundestad,The American`Empire' and Other Studies of US Foreign Policy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Geoffrey Warner,From`Ally'to Enemy:Britain'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1941-8,Francesca Gorl and Silvio Pons ed.,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1943-53,Macmillan Press LTD,1996,pp.293-309.鉴于英国在冷战爆发中的作用无法与美苏相比，受篇幅所限，本文对此不作具体论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在欢庆胜利之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历史画面：
    作为战争的主要战场，欧洲、亚洲和北非地区惨遭破坏，政局动荡不安，经济恢复工作举步维艰；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过去在地理位置上并无直接关系的、但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超级大国，由于它们各自控制的势力范围而实际形成了在中东欧、巴尔干、中近东和远东直接面对面的军事对峙；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和平的到来，使昔日大同盟建立的基础不复存在，同盟内部原有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出来。这一切，为美苏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提供了条件，并成为冷战产生的国际温床。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战后美国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针锋相对，迎头相撞。
    美国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的空前强大，使它认为自己有能力领导世界。这种要成为“世界领袖”的强烈欲望，是战后美国对外扩张的思想基础。美国的开放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将追求海外市场作为保持战后国内繁荣与稳定的重要手段，不仅成为美国主动向全球扩张的重要因素，也是这种扩张的主要目的之一。不仅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美国政府认为：再也不能允许其潜在的敌手通过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政治上的颠覆活动和军事上进行侵略等手段来取得对欧亚大陆的资源控制，从而危及美国的安全。（注：参见Melvyn P.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National Security,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the Cold Wa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3.）这里所说的“潜在的敌手”显然主要是指苏联。与此同时，美国在十月革命后形成的反共意识，其历史所孕育的自认为美国集西方文明之大成的天生优越感和由此而产生的美国有责任将其民主制度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移植的天定使命观，则成为美国向全球扩张的又一内在动力。这一切，便形成了美国在二战后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但是这一大战略的实施，却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与苏联的大战略相遭遇。
    苏联战后大战略的核心是保障它的国家安全，并将确保西部边界安全视为第一要务，这是苏联坚决要在其军事力量控制的东欧势力范围内建立对苏友好政府，从而建立东欧“安全带”的根本原因；由于斯大林坚持认为战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此在垄断资本主义中综合实力最强的美国，自然也是苏联潜在的防御对象。不仅如此，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倾向于将其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变成封闭的经济区域，而这又是与确保打赢未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直接相关的。另外，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世界革命的信念，也使苏联在其军事能力所及的地区建立和维护与自己类似的社会制度，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的。这一切，便形成了战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并使苏联决心充分利用所掌握的有限力量，通过局部扩张而使其权势超出了本国领土，覆盖了它的东欧势力范围。
    但是，美国把苏联建立势力范围的行动视为对美国实现其大战略的巨大障碍与威胁，认为只有在“‘地缘政治现实’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美国才能避免被包围，才能为一个自由世界保存希望”。于是冷战政策便得以形成，“并由此产生了该项政策最重要的表述语--遏制理论”。不仅如此，以“遏制理论”为核心的美国的冷战政策还进一步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解释，正如迈克尔·H·亨特所说：“意识形态解释了采取遏制政策的根据乃是全世界的自由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这一意识形态还界定：苏维埃共产主义是自由的主要威胁，美国具有无可争议的责任去同它斗争。”（注：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63页。）
    就苏联方面来说，由于意识到自己力量的限度并出于严重的不安全感，苏联在战后初期，一方面努力维护雅尔塔体系的基本框架，甚至不惜对西方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以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出于贯彻其大战略的需要，在处理东欧和处置战败国等问题上，苏联也采取了一些僵硬的缺乏妥协精神的酝酿与促进冷战的对抗行动，并在此过程中同样借助了意识形态的力量。于是，冷战就在美苏之间的不断逐渐强硬的敌对互动之中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