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这种转折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为适应国家大战略的需要，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终于完成了从孤立主义向全球扩张主义的转变，“杜鲁门主义”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第二，正如杜鲁门本人后来所说，它“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因此“杜鲁门主义”便成为美国对苏联进行冷战的重要标识，并使其意识形态味道十分浓烈；第三，它标志着美国越来越以两极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注：引文见《杜鲁门回忆录》（中文版）第二卷，三联书店，1974年，第121、120页。）对苏联来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证明了诺维科夫长报告对美国意图判断的准确，诺维科夫本人就认为，杜鲁门主义的真正目的就在于“抑制共产主义的扩张”。（注：Mikhail Narinsky,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Gobriel Gorodetsky ed.,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91,A Retrospective,pp.107,109.）从此，美苏关系便由冷战所支配，随着冷战的不断升级，两国的冲突也迅速演变为世界范围内的两大集团的尖锐对立，两极格局逐渐定型。
    杜鲁门主义虽然语言强硬，但只是一项政策声明，在强化冷战并在两极格局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则是以经济方式实践杜鲁门主义的马歇尔计划。与杜鲁门主义的表述不同，马歇尔计划刻意“淡化”意识形态，并通过要求欧洲国家联合提出援助的总体方案而把东欧和苏联也包括在受援国之内。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与实施，对东西方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
    苏联认为该计划显然是直接反对苏联的，诺维科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写道“马歇尔计划就等于建立一个西欧集团作为美国政策的工具”。（注：Mikhail Narinsky,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Gobriel Gorodetsky ed.,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91,A Retrospective,pp.107,109.）不久苏联便以一项联合计划和共同事业对主权是一种侵犯为理由，拒绝接受援助。（注：参见A·C·阿尼金等编：《外交史》第五卷上册，第307-308页。）另一方面，为了阻止东欧国家因参加该计划而导致对苏离心力的增长，苏联决心进一步加强对其东欧安全带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控制。
    针对马歇尔计划，苏联迅速与东欧国家签订了被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的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初步筑起了东欧的经济壁垒。随着1949年1月经互会的成立，东欧的经济完全纳入了苏联的轨道。紧接莫洛托夫计划的是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同时提出了“两大阵营”的理论：战后的世界已经分裂为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以此作为各国共产党行动路线的根本出发点。于是，苏联对世界政治的两极看法也正式确立。（注：Silvio Pons,A Challenge Let Drop:Soviet Foreign Policy,the Cominform and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1947-8,Francesca Gorl and Silvio Pons ed.,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1943-53,p.260.庞斯认为，这是苏联外交在战后转向以两极观点看世界的第二步，第一步是诺维科夫的长报告。）随后，苏联以驻扎在东欧的几十万红军作为威慑力量，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方位的内政改造，将斯大林模式移植过去，同时把不愿俯首贴耳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并在东欧各国进行了无情大清洗，将包括共产党著名领导人在内的几十万人清除出党。这些行动成为苏联在强化冷战过程中的重要步骤。至此，一个与美国和西欧相对立的以苏联为首的苏东集团，已经在经济和政治上基本确立。
    随着苏东国家的退出，马歇尔计划变成了“西欧复兴计划”。这项计划从1948年2月开始实行，到1952年结束，美国共向西欧16个国家和德国的美英法占领区提供了132亿美元的援助。该计划的实行，使西欧的经济很快得以复兴，巩固了资本主义秩序；它进一步改组了西欧的经济结构，使其更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并与美国逐渐形成统一的北大西洋自由市场区域，从而有利于达到美国大战略中的经济目标；它使西欧各国包括西德的经济日益融为一体，为西欧经济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并成为西欧国家政治联合的先声。（注：关于马歇尔计划与欧洲联合之间的关系，参见Michael J.Hogan,The Marshall Plan,America,Britain,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1947-195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chp.1.）
    但是，美国在马歇尔计划实施过程中对德国西占区实行的政策，使苏联认为他们对马歇尔计划的目的就是要将西部三个占领区分裂出去以建立依靠并忠实于美国的西德国家的判断得到了证实，（注：William R.Keylor,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An International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70.）于是，以西占区的币制改革为导火索，终于导致日益不安的苏联对进出柏林的水陆交通和货运实行封锁，致使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当美国的大批飞机从东部德国的头顶呼啸飞过向柏林的西占区大规模空运各种物资的时候，人们真切地感到了美苏这两个战时盟国在战后第一次濒临战争的边缘，冷战出现了第一次真正的高峰。
    尽管第一次柏林危机在历时近一年后以苏联的退却得以结束，但是德国的分裂过程已完全不可逆转。以1949年9月和10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相继成立为标志，欧洲冷战对峙的经济、政治和地理界线基本落定。不仅如此，伴随马歇尔计划的实行和苏联强化对东欧的控制，尚未复苏的西欧各国也要求按照马歇尔计划的自助互助与他助方式，在军事上谋求美国的援助。1949年8月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正式成立，标志着跨大西洋的西方军事战略界线也基本划定。
    另外，同样对强化冷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1949年下半年苏联成功爆炸原子弹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者使西方感到它们正面临着苏联空前的军事威胁，甚至是核威胁；后者则因其改变了雅尔塔体系在东方的地缘政治版图，扩大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而使杜鲁门政府认定它所担心的共产主义浪潮的扩张已成为事实，整个“自由世界”处于空前的危险之中，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大战略。这两大事件的直接后果主要有三个：第一，促使杜鲁门政府正式签署“共同防御援助法”，即“军援法”，该法案作为马歇尔计划的重要补充，将“美国的外交与军事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使北约有了实际意义。（注：关于“军援法”的提出与通过，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13-116页。）第二，出台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完全以“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的两极对立为主导思想，过分夸大苏联的力量和扩张意图，认为苏联奉行全球侵略与扩张政策，并决定与之进行全球对抗。因此该文件成为美国在整个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蓝图。（注：该文件于1950年4月出台，编号为NSC68，全文见FRUS/1950，Vol.1,pp.235-292.）第三，认真考虑重新武装西德。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政府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对苏联意图的判断得到证实。于是，以美国全面卷入朝鲜战争为开端，冷战进入了最高潮，即使是斯大林逝世这一堪称国际事务中的最重要的事件也未能立即将其扭转。这一最高潮的重要标志和影响是：
    在国际上，朝鲜战争作为冷战中的第一场特殊的局部热战，是美国采用军事手段以所谓遏制中国的共产主义来实施遏制政策的开始。它不仅使美国的对华政策进入了“大偏差”时期，（注：参见[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中文版），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93、197页。）而且使冷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白热化程度。美国的出兵及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及中国为保家卫国而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中美冷战对抗，造成了至今没有解决的“台湾问题”。为了从军事上遏制共产主义，首先是遏制中国，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军事体系。与此同时，美国设立了以艾森豪威尔为总司令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陆续将数万美军派驻欧洲，使北约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事实体。当1955年联邦德国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时，美国便建成了在全球实施遏制共产主义战略的从大西洋经中东到西太平洋的军事条约网。苏联方面对西德加入北约立即作出反应，建立了包括东德和东欧国家在内的与北约直接相抗衡的另一个欧洲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于是，两个武装集团在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相互怒目而视。
    在美苏两国的国内政治方面，则出现了美国的极为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和苏联与东欧继续进行的“党内清洗”运动。它们作为美苏之间近于病态的极端相互仇视的反应，同样成为冷战最高潮的象征。
    综上所述，美苏通过一系列相互作用与反作用的敌对政策和具体措施，到50年代中期终于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版图的两大集团的全面冷战对峙，使两极格局最终形成并相对固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