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概括地说，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总统的历届美国政府，并未改变自二战结束以来向全球扩张的国家大战略，因此，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对外政策具有很大的延续性，其基本特征都是杜鲁门主义定下的基调：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政策和冷战战略的同时继续进行对外扩张。但是，苏联政局在斯大林逝世后出现的变化，特别是以核力量和空间力量为代表的苏联军事实力的增强，西欧联合趋势的发展和东欧对苏联离心倾向的增长，中国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非殖民化的加速进行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以及苏联向第三世界伸展势力，加上美国在核军备竞赛中军事开支的巨大增长，这一切既是美国所始料不及的，又导致美国在国际上的相对实力下降，并迫使每位新当选的总统在其任期内对该政府的具体外交政策和策略进行有限调整。
    于是，在艾森豪威尔时期便出现了要主动采取“一切和平手段”和必要行动使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控制的所谓“解放政策”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取胜”战略，以及与此相配合的依靠战略空军以核手段对苏联进行核威慑来遏制苏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所谓“战争边缘政策”，还有“多米诺骨牌效应”和在中东实行“军事援助和合作计划”以对付“共产主义侵略”的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在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又出现了以美国的军事实力为基础，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使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制度“逐渐演变”的“和平战略”，以及与此相配合的在发展核武器的同时加强常规兵力，以前者为“盾”后者为“剑”，随时准备打包括核战争在内的各种战争的“灵活反应战略”和所谓“两个半战争战略”，还有向亚非拉地区派遣和平队的做法，要绝对控制拉丁美洲的“约翰逊主义”，以及不断使越南战争美国化的政策，等等。
    上述政策与策略的实施，使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呈现出两种情况：第一，主张东西方之间展开对话与接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避免直接与苏联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第二，过高估计美国的实力，夸大共产主义威胁，坚持遏制与对抗，继续进行冷战，并在局部地区扩大军事干预。
    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其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核心也未发生根本变化，但是面对已经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新的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所坚持的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论断提出了修正，也开始了对外政策的调整。这种调整在苏联高层领导的权力斗争中逐渐在理论上被系统化，并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得到了确认。
    概括地说，斯大林时期苏联外交政策的僵化和冷战对抗的日益加剧，以及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的错误政策，致使苏联在国际上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地；战后国际局势出现的新因素，诸如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导致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苏双方都拥有核武器而使核战争变成了现实威胁，世界经济联系的不断扩大和日益紧密，等等，要求新的苏联领导人必须重新考虑已经变化了的世界现实；再加上国内对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需要，这一切便成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外交政策进行调整的基本原因。
    这一调整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承认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和拥护和平的运动将可能防止战争，而且在使用核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因此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第二，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的同时存在已经是客观现实，相信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因此强调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仍然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第三，根据上述判断，赫鲁晓夫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要和平共处改善关系，加强信任与合作，并展开和平竞赛；认为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斗争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在不排除暴力革命的同时，强调利用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因此正如美国学者康多莉扎·赖斯（目前她任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所指出的：苏联的和平共处是从实际打败资本主义的后退，但是资本主义也不能再指望依靠武力或其他“反革命”手段去战胜社会主义。因此和平共处在放弃选择战争作为一种工具的同时，其内核仍然是要将两种天生敌对体系之间的争斗进行到底。（注：Condoleezza Rice,The Evolution of Soviet Grand Strategy,Paul Kennedy ed,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pp.145-164.）
    但是，这一调整也存在很大局限性，主要包括：以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认为两种不同制度的和平共处就是苏联和美国的和平共处，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不讲和平共处，并要求后者必须服从苏联的利益；将“战争可以避免”的论断完全建立在“核威慑”之上，过于强调核武器的作用，并因此而要求苏联的核力量强大到迫使西方不敢发动战争的程度，其结果是将和平的经济竞赛变成了核军备竞赛。
    在上述理论指导下，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第一，缓和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缓解极其尖锐的冷战对峙状态；第二，改变苏联在国际上的被动局面，力求实现美苏联手共同主宰世界，并为此而积极发展核力量；第三，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将苏联的势力和影响向亚非拉地区渗透和扩大，与美国进行新的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