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苏双方的外交政策都进行了有限调整，导致东西方关系的基本走向发生变化：一方面，双方从对抗走向对话，使尖锐的冷战对峙有所缓和；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出现了局部的激烈冷战对抗。
    东西方关系缓和的主要标志是：其一，双方共同解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些遗留问题，主要包括苏美英法与奥地利签订了和约，苏联与联邦德国和日本分别建立和恢复了外交关系。其二，美苏首脑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使国际紧张气氛有所缓和，东西方之间的接触与往来也得以逐渐展开。其三，适度限制军备竞赛，这便是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英苏签署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作为美苏在核时代签署的第一个限制军备竞赛的条约，尽管其目的之一在于限制其他国家，但仍可视为东西方关系缓和的积极成果。另外，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使两国在尚未相互承认且对立的情况下，有了一个保持某种接触和联系的渠道。
    但是，由于美苏的基本外交政策仍然建立在冷战之上，因此与局部关系缓和相伴随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冷战对抗。苏联领导人借其在核武器特别是运载系统方面的暂时领先地位，采取进攻性行动，在美国和西方认为最易受伤害却又最为关键的地区--柏林和古巴，相继于1958年和1962年挑起了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前者持续了3年之久，曾造成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的极为紧张状态；后者则导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可能触发核战争的危机。在这两次危机期间，美苏对抗虽然不如冷战最高潮时期那样全面并达到了局部热战的程度，但是就其所带来的战争尤其是核战争的风险而言，却是空前严重的。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尽管这两次危机都是以苏联的首先退却而得以缓和，但实际上双方在处理危机时几乎是心照不宣地遵守着下列原则：坚持为对抗留有余地，努力寻求谈判与妥协的途径，避免因危机升级冲突失控而无可挽回地引发战争。（注：例如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从1962年10月22日到12月14日，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来往信件就达25封，其中近一半信件在冷战结束后才得以解密。在这些信件中，双方虽然相互指责，但都表明了避免因这场危机而使世界陷入核大战，以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危机的强烈愿望。参见韩兵等译：《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二十五封通信》，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2-4期。）因此可以说，正是在这两次美苏直接军事对峙的危机期间，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也发展和表现得相当充分。
    这两场异乎寻常的冷战较量的后果是有些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使两个超级大国实实在在地认识到核时代直接对抗的危险，并因此在双方之间建立了“热线”联系以防止意外冲突的出现，而此后也确实没有再发生类似的严重冲突，同时促成了部分限制核试验条约的签订；另一方面，它却导致了双方更加激烈的相互攀升的发展战略核武器的军备竞赛。
    在此期间，美苏还在中国台海地区和中东地区间接地卷入冲突，而美国则越来越深地直接陷入越南战争之中。这些冲突和战争都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冷战的制约，因此便成为冷战的另一些特殊形式。
    50年代发生的两次中美军事力量在台湾海峡紧张对峙的台海危机，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美国对中国完成国家统一解决台湾问题的阻挠和干涉，还在于通过遏制中国而遏制苏联，正如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所说，“假如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利害关系很小的情况下也要保卫自由，那么就不会鼓励苏联人在利害关系较大的情况下威胁自由”，“那就是为什么两个小岛（按指金门和马祖）……在世界政治的牌戏中会如此重要”。（注：转引自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中文版）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84页。）台海危机虽然以双方的克制而趋于缓和，但是它使中美关系仍然势不两立，并使中苏分歧与矛盾继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的决心。
    1956年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反对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而引发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背后也有美苏之间的明争暗斗，为此而爆发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以及英、法、以的失败，给美苏势力进一步向该地区渗透与伸展提供了机会。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中东国家确保美国石油利益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由此出笼，（注：参见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下）》（中文版），三联书店，1977年，第200-205页。）苏联也以同样的手段扩大影响。于是，中东地区也成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战场。
    1954-1968年美国在亚洲的战略边缘地区越南所进行的“美国最漫长的战争”，是整个冷战过程中继朝鲜战争之后的另一场极其重要的局部热战。它以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为指导，以支持南越政权来遏制中国和苏联为主要目标，并企图通过越来越深的军事卷入来维持美国的威望和证明美国的实力，（注：肯尼迪曾经对《纽约时报》资深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说：“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让别人信服我们的力量，越南似乎是个理想的地方。”转引自基辛格：《大外交》（中文版），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595页。）从而使战争逐步升级。然而，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大量人力物力的耗费导致美国的实力急剧下降，最终迫使美国将其全球扩张的大战略适当收缩，并对其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而苏联则借机迅速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将其以保卫国家安全为主的大战略发展为对外扩张的战略。于是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冷战将再次呈现新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