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苏各自的大战略就已相当明确，于是在双方都认为对于贯彻其大战略至关重要的地区，对立与争斗日益严重，与此同时，双方的冷战政策相继出台。
    苏联将东欧及巴尔干部分地区作为既定的建立“安全带”的地区，并采取一切手段将其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不容他人染指。苏联的做法使美国企图通过自由选举方式在东欧建立议会制政府从而保持西方的影响的打算落了空，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与敌对。
    在对待战败的德国（包括柏林市）的态度上，从表面看，双方争斗的焦点是德国以什么形式实现统一的问题，苏联坚持德国先要在政治上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机构，即“政治统一”为先，美国主张首先要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来看待，即“经济统一”为先。但其实质问题则是双方都力求通过推行各自的政策，将德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双方不可能妥协。美英先在经济上将它们的占领区合并，不过是它们在实现其战略目标过程中的必走的一步，而苏联也同样采取了分裂德国的步骤。在日本，美国决定不再重蹈德国的覆辙，实行单独占领日本不容苏联染指的政策，同样引起了后者的强烈愤怒与反对。美苏在东欧和德、日等问题上的对立愈演愈烈，成为冷战爆发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在伊朗和土耳其，双方争夺的核心分别是石油资源和黑海海峡的控制权问题，苏联拒绝按期从伊朗撤军并多次向土耳其提出在海峡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明显超过了维护本国安全的范围，侵犯了两国主权，不仅使自己处于十分被动的外交局面，而且加深了西方对苏联企图的大大疑虑和敌视。苏联政策的失误，催生了美国的“遏制政策”，直接酝酿了冷战。
    伴随美苏之间展开一系列争夺以填补战后的所谓“权力真空地带”的同时，双方使用的语言也越来越激烈。杜鲁门多次表示要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注：参见《杜鲁门回忆录》（中文版）第一卷，三联书店，1974年，第519页。）斯大林则在1946年2月9日的公开演说中明确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根源，并表示要再搞三个甚至更多的五年计划以使苏联具有“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注：全文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8-500页。）由于这次讲演距二战结束不到半年，人民需要的是和平与休养生息，而美苏关系也尚未破裂，因此斯大林的上述说法既不合时宜也不明智，不仅在西方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对其后凯南的“长电报”和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内发回了有名的八千字长电报。凯南认为，苏联的国内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决定了它必然要谋求无限制的向外扩张，美国不能依靠外交谈判和苏联打交道，而必须也能够依靠实力来抵制苏联的扩张，同时不会引起美、苏之间的全面军事冲突，因为苏联的力量弱于西方，因此美国只需“拥有足够的力量和表明准备使用它，就几乎用不着这样做，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注：全文见FRUS/1946，Vol.6,pp.696-709.凯南写作此文本是应国务院的要求以搞清苏联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定的原因，但斯大林的演说无疑对他起了作用。）尽管在该文中凯南并没有使用“遏制”一词，但是他已经实际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遏制苏联的理论，并基本框定了与苏联对抗（美苏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只要保持实力威慑与压力，无需热战那种极端的方式。这份长电报在华盛顿受到了异常热烈的欢迎，表明它所代表的对苏强硬政策在政府和国会取得了优势，标志着美国冷战思想的基本形成。几个月后，凯南又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署名X先生的文章《苏联行为探源》，正式提出了“遏制”一词，遏制政策也由此得名。
    随后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这篇以“铁幕”一词而闻名的演说，符合美国在战后要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战略需要，从而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苏联方面也有其凯南长电报的对应物，这就是当年苏联驻美国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于1946年9月27日给参加五国和约巴黎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秘密报告，题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长篇报告”。（注：The Novikov Telegram,Washington,September 27,1946,Diplomatic History,Vol.15,No.4,（1991,Fall），pp.527-537.该报告根据莫洛托夫的指示精神所写，并有后者在阅读时所划的重点和所写的眉批。关于该报告形成的详细情况，以及对它的内容的介绍与分析，参见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第186-192页，以及第206页注释[170]-[175]。）这个报告同样全面分析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目的以及美国在全球的扩张行为，断定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特征是“谋求世界霸权”，并将苏联视为“其通往世界霸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为此美国正在以各种方式扩充军备，并且“是把苏联作为战争的对象而准备未来的战争的”。由此可见，在战争结束仅仅一年，苏联也已经完全否定和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苏关系的发展前途不抱希望。
    就这样，伴随美苏在战后贯彻各自的大战略，两国的对外政策都发生了转向，即逐渐脱离大国合作政策而转向对抗。于是，冷战就在双方的行动与政策的对立互动中，以美国首先发出明确的对苏遏制与对抗的冷战信号--杜鲁门主义为标志而终于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