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指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但不是说党不可以领导政府。关于党政关系，周恩来曾有过精辟见解。他指出：“必须肯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4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是宪法规定了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更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一旦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重新陷入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境地。问题是党如何领导一切？什么是一切？周恩来指出：“我们谈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注：《周恩来选集》下卷， 第365页。）党不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党的领导只是起保证监督作用，不是指挥，下命令还要行政首长才行”（注：《周恩来选集》下卷， 第366页。）。行政上的事由行政决定。
    三、党政关系演变的原因
    过渡时期党政关系的演变与“一五”计划和三大改造有着直接的联系。
    “一五”计划是在中国新的形势下，为实现中国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工业化，由周恩来、陈云主持编制的。到1952年底，中国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主要是大规模土地改革的任务，已经在全国范围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进展顺利，超过预期目标；抗美援朝战局早已稳定，和谈在主要问题上已经达成协议，新中国被迫进行的这场战争不久可望结束。在这种背景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来到了。
    在执行“一五”计划的同时，中共中央指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我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又明确规定：“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总路线的主体。”（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这样， “一五”计划又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机地联系起来。虽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致认为，由中共中央主持拟定的这个计划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但“一五”计划的实施不能不对我国党和政府关系，党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之间关系，以及政党之间关系产生影响。因为它除了与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必然要求权力、尤其是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外，还与毛泽东的认识有关。
    根据以往战争年代的革命经验，必须加强党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一元化领导。所以毛泽东认为：“关于‘革命’，就是增强共产党权力，推进社会主义改造进程。”（注：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因为“党的领导是更为具体的，是实实在在的，最终的政策决定权掌握在党的中央机构手中，尤其是政治局和书记处。”“如果中央委员会掌握的权力只包括革命和农业生产，其余的都由国务院掌握”（注：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显然与“革命”相距甚远。
    正是在这双重因素决定下，自1953年起，政府的职能越来越被弱化，党对政治、经济、文化直接管理领导加强，尤其是一届全国人大后，政协的任务发生转变，即由原来参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大政方针的制定，转变为名符其实的参政议政，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加快，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作用越来越被淡化，权力转向中国共产党。在这种体制下，民主党派在治国、教育、经济等方面的专长难以发挥，各阶级的利益难以相对照顾平衡。
    “一五”计划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它的发展模式直接影响着未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架构，一边倒的苏联模式使得中国尽早地走向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总体特征：一是权力由社会向中国共产党集中；二是由地方向中央集中；三是由中国共产党向党的中央委员会集中。目前，较多的论者都将过渡时期视为一种政治体制形式，对此笔者持有异议，认为过渡时期的政治体制经历了一个由党政分离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过渡。因为后来出现的“工、农、商、学、兵、政，党是领导一切的”与“书记挂帅”不是自1957年后开始，而是自1953年就初露端睨。这正是写此文的意义所在。